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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说，毛泽东的话，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时期讲的，不适用于全国解放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我认为不仅适用，而且比之过去战争时期更适用，更重要了。
理由如下：在战争时期，对脱产干部的考察识别有三个条件：一是组织了解，二是群众反映，三是敌人“帮忙”
，在残酷的白色地区斗争和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面对强大的敌人在残杀我们的同时，也就从客观上帮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干部的真、假、好、坏。
全国解放后，情况不同了，前两点是相同的，而后一点没有了。
再加上未有改革前由行政人员掌握财经大权，政企不分，在这样情况下，遇到有关物质利益问题时，是否做到公私分明？在干群关系中，是否做到遇事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遇事能做到与人民站在一起，处于人民之中，而不是站在人民之外，更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这是关系一个干部品质的要害问题，这是识别干部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标准。
因此，毛泽东讲的与工农的关系问题，这是最过硬的。
口头说的是不可靠的，只有运用适当方式将人民群众监督与组织考察结合起来，审定其在行动上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否实行结合？我认为是解决党风、廉政的要害问题。
我的想法是否对？是可以讨论的。
最后，我还需要说一点我与陶夫子的私交情况。
陶夫子有句名言：“爱满天下。”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对于像我这样的学生，他处处充满着爱。
他的爱，是爱之以德，还爱之以情，不空说，讲实际。
师生间的交谈是很随便的，有如家人父子。
有时谈话到肚子饿了，他就请我有时还有王洞若去“洁而精”
川菜馆或“致美楼”
徽菜馆小吃，而每次都是他付账，从未要我掏过钱，一次也没有。
他常下乡来，来后总要谈谈。
我去市区，有时到他住处见面，那是一座大花园洋房，座于静安寺路与赫德路口，这座房子是陶夫子一位同乡好友程霖生的住宅，陶夫子住在主楼里面，而陶夫子的秘书曹建培（晓庄劳山中学学生），也就住在主楼旁的附楼，大门口有印度巡捕看门，较安全，我有时也住在曹建培处。
更多的是在威海卫路“中社”
见面，“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
在这里租了一间办公室。
1934年陶夫子主编的《生活教育》半月刊出版了，逼着我撰稿，其中陶夫子还要我撰写“大众生活素描”
，用这办法促使我去了解大众生活疾苦，为大众呼喊，我曾写过三篇。
第一篇，他并亲自帮助修改了一句半文半白的话，因陶夫子是积极提倡大众语的。
他知道我家境困难，鼓励我抽空写书、编书，得点稿费济家。
一次是要我将武松打虎这类故事改写成大众语，并亲自写信给儿童书局经理张一渠，张一渠一见陶信，没有二话，预付我稿费100元。
一次要我编写农民识字课本，我编好后，他又亲笔写信给世界书局经理朱少卿，朱见陶信后，第一次说看看后再定，第二次约我去，立即付我稿费200元。
我用这两笔稿费，帮助家里还了债，并安好了家，以后可以毫无牵挂地奔赴战场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约王洞若和我在其住处促膝密谈，明确表示赞成我俩参加党组织，支持并希望我们要做好党的工作。
同时表示他目前暂在党外，可能对我们的工作帮助更大。
这就是陶夫子在出国前夕向我俩的交心表态，由此可见陶夫子是多么好的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啊！
我现已年届80，回顾60多年的革命生涯，在和陶夫子相处的近四年时间中，对于他损己利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对于他始终如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直到今天，我仍觉得他的伟大形象要比我高尚得多，永远值得我要向这位好老师学习。
[1]原载《光明日报》，1993年8月29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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