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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陶先生要知识分子站在人民大众之中，为人民大众服务，做人民大众的人中人，而不是站在人民大众头上，做人上人之思想，是相符合的。
陶先生崇拜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
吴老和陶先生在欧洲、在四川重庆有多年交往，他对陶行知崇拜马克思和辩证唯物论的评论，绝非过誉。
陶先生离英经过柏林时，受到爱国华侨热烈欢迎。
“七·七”
抗日一周年，他向华侨作了长篇报告，讲了“七·七”
的意义，介绍了美国华侨由分裂而联合，一致从事救国运动的情况，同时揭露日本宣称“中国赤化”
，妄图孤立中国的阴谋，特别强调：“抵抗到底，必定胜利！”
7月14日途径巴黎，适值法国国庆，陶先生和爱国华侨、国际友人一起参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大游行。
当时在巴黎的中国音乐家任光和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纵队的中国革命志士张纪以及李信慧等，都参加了游行。
7月24日夜晚，陶行知到达开罗，受到爱资哈尔回教大学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
在30名留学生中有一位是他的学生。
他带领同学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陶先生说：“谁也不曾想到在古老的沙漠国度里听到我们民族的吼声，这太使我感动了。”
爱资哈尔大学是世界古老的学府之一，有上千年的历史。
这些中国留学生对于祖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解放，都怀有最热烈的期望。
陶先生了解到他们也在尽力为抗日救国出力，从仅能维持生活的费用中抽出钱来进行爱国宣传，利用开罗无线电台向全世界揭发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深表宽慰，并加鼓励。
他还了解到在埃及的华侨，组织过战区灾民救济会，发动捐款和购买救国公愤，又多次印发传单，劝告伊斯兰教徒起来抵制日货，在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日。
对此，他十分感动地说：“这些教徒所表示出来的爱国精神，是多么好啊！
回汉两族的隔阂是清除了，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
他还在船上组织了一个歌咏团，请任光教唱救亡歌曲，每日4时半教歌一小时。
船上40多个中国人，团结一心，带着满腔救国热情投向祖国的怀抱。
七、访问印度、新加坡和越南
陶行知回国途中访问印度，是应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甘地的邀请。
他于8月8日到印，12日抵加尔各答，访泰戈尔，谈一小时饮茶而别。
当日受到全印大会领导人、学生、工人、农民代表的欢迎。
14日下午从迎宾馆出发，到谢岗甘地住处，两人席地而坐，谈了两个多小时。
甘地在谈话中曾向陶先生了解中国普及大众教育的情况，并约陶氏撰写文章。
22日陶先生在轮船上草拟《中国大众教育运动》一文提纲，9月9日陶先生在香港用英文写成文章寄甘地。
甘地将它发表在《贱民》周刊上，并亲自写了按语：“陶行知博士不久前来印度访问我时，我曾邀请他送一份中国人民教育运动情况的小册子给我。
如今他已经送给我，不得不认为这份具有指导意义的小册子对我们印度是非常有用的。”
由此可见，甘地对陶行知关于大众教育的主张和经验是多么重视。
当时印度正在组织援华医疗队。
陶行知在印度访问了两星期，亲身体会到被压迫的印度人民对于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同情和支援多么真诚。
回国后在武汉至重庆的轮船上，正好遇到印度救护队，陶行知和他们亲密交谈，还教他们十课新文字，对中印人民友谊的增进是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新加坡的华侨在1936年7月曾听过陶先生出国后所作的一次讲演，这次回国经过新加坡，有许多青年朋友热情地列队唱着救亡歌曲欢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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