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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告诉他华侨竭尽全力抵制日货，如果有人贩卖日货，就要受到处罚，大商店就罚款，充作救国金，小商贩教育不改，就要割下一只耳朵。
陶先生说：“耳朵割了不能再长，这个做法要改正，应该用火热的救国热情去说服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研究贩卖别的东西来代替日货，那就更好。”
他的开导帮助了华侨在抗日救国旗帜下加强团结。
陶先生离开新加坡于1938年8月2日到达越南西贡，当即访问华侨团体。
次日在中国戏院演讲，向侨胞们报告欧美华侨团结一致开展救国活动的情况，受到热烈欢迎。
8月29日他在日记中有一段记载：“旅越侨胞季玉堂与张长有十一年失欢，昨夜听我演讲旅美华侨曾因意见不合而暗杀械斗，今则和好，令二人感动颇深，因此接吻联欢，和好如初。”
又记载有华侨节省菜金捐助抗日，推销救国公债200万元，以及不卖大米给日本等。
八、在香港会晤邓颖超，发表“回国三愿”
陶行知于8月30日回到香港，第二天中午香港文化界人士举行聚餐会，欢迎陶行知与因公来港的中共代表、国民参政员邓颖超。
9月1日陶先生在青年会作公开演讲：《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
他首先热情赞扬四万万五千万人站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又分析了国际形势与大国态度，列举事实说明中国人由被人轻视而变为被人敬佩，指出：“不能等待国际形势的根本转变”
，“决定最后胜利的因素，是我们团结到底，奋斗到底，抗战到底！”
陶先生到港时，正逢各界同胞献金救国热潮，其中以菜果、鲜鱼小贩义卖捐献最令人感动。
陶先生曾为此写诗赞扬：“南海有义卖，高风可崇拜。
富翁学穷人，中国不会败！”
后来他还和蔡楚生、金山、李信慧等访问渔村和渔民小学，勉励小学生为抗日救国努力学习，并摄影留念。
陶行知在港停留一个月，出席各种集会，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讲话，宣传抗日救国。
还曾对新闻记者发表了他的“回国三愿”
：一是创办晓庄学院，培养人才；二是办难童学校，收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苦难儿童；三是创办港九业余补习学校，动员华侨抗日。
不久，中华业余学校在港成立董事会，陶先生任董事长，副董事长是黄泽南，校长是陶氏好友吴涵真，校务主任是方与严。
这所学校后来在港九培养了不少进步分子，有些学生到抗日根据地工作，为抗战与革命输送了一批骨干力量。
10月1日，他回到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武汉，受到他的亲密战友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热烈欢迎，并分别和蒋介石、周恩来、李宗仁等会见。
他坚决谢绝了国民党当局许诺的高官厚禄，满怀救国热忱，下定决心，要为抗日救国大办抗战教育、救国教育，为抗战救国培养人才，继续为民族民主革命和人民教育事业艰苦奋斗，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1]根据陶行知海外工作日志1938年8月17日记载：“统计二年来之行踪：五次进英国，七次进美，六次进法，四次进加，三次进比，三次进德，三次锡兰，二次埃及，二次印度，二次新加坡，一次墨西哥，一次爱尔兰，一次捷克，一次荷兰，一次瑞士、奥、匈、保、南、希、巴勒斯坦、黎巴嫩、吉布地、爱登、安南、柔佛、意大利、香港。”
解放后陶宏整理陶氏日记，编写成：《陶行知出访廿八国日志》，实际上香港和当时的巴勒斯坦为地区，故作“二十六国记”
。
——作者附记
[2]选自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陶行知一生》，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3]另有南开大学的张彭春和中山大学崔载阳，崔因事未赴会。
[4]马克思墓穴编号是2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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