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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说：“我自回国之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学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对他早期的关于教育的这些基本的主张，只有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却没有修改过。
因为这些主张都是陶行知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从中国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是适合中国人民需要的，决不是什么“抄袭杜威关于思维过程的理论”
。
对陶行知的教育理论，茅盾同志用了一句话来概括：“适应人民的要求，而又提高人民的要求。”
这里我们还必须指出，《全评》把什么“学校消亡论”
，“儿童中心意义”
，“超政治超阶级无目的论的教育”
，“破坏系统科学知识”
等等大帽子一股脑儿戴在陶行知头上是毫无根据的，也是毫无道理的。
《全评》不惜以实用主义者杜威论述的事例来证明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反映了‘实用主义’哲学的认识路线”
。
不仅如此，《全评》还把麦丁斯基著作中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的论点来批判陶行知，这都是站不住脚的。
四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就是要使学校教育联系人们改造客观世界（自然与社会）的生活实际，使学生从狭小的学校圈子和书本里走出来，解放学生的头脑、双手、嘴、时间和空间，使他们得到书本上所没有而又比书本知识更丰富、更生动的活知识，使系统的学校教育与现实的社会生活教育结合起来。
陶行知早在一九二七年办晓庄师范的时候，就做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民主革命斗争服务。
特别是“九·一八”
以后，他的政治观点是很鲜明的，他把教育作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武器。
因此说什么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是“超政治超阶级无目的论的教育”
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存在什么“超阶级超政治无目的论的教育”
。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革命的阶级与反革命的阶级都非常重视抓教育，通过教育的手段争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争夺青年一代。
因此，为人民的解放而办教育，就是革命的教育，为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制度而去奴役人民，便是反动的教育，除此之外，就没有第三种教育。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在四川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在《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一文中他明确地提出：“……在这民族解放战争中，单为帮助一个人是不够也是不对的，必须要在集体生活中来学习，要为整个民族利益来造就人才。”
这就是陶行知办育才学校的目的，也就是他办教育的目的。
从育才学校的组织领导来看，当时教师中各部门的负责人几乎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这就保证了育才学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育才学校是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反蒋抗日、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一个阵地。
在重庆所进行的民主运动中，育才的学生不仅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常常是组织者之一。
陶行知就亲自组织学生参加重庆沧白堂政协促进会。
他教学生们要保护中共代表王若飞同志和民主人士在会上的安全。
一九四六年二月，数万人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育才师生组织了近百人的保卫队跟随陶先生保卫主席台上的民主人士。
育才的学生，有的英勇参加反蒋抗暴斗争身负重伤集体住院，有的因参加川西大足县的农民武装斗争而英勇牺牲。
从一九四○年到全国解放前夕，育才还不断地输送学生到延安及其它根据地参加革命斗争。
育才学生的革命思想觉悟不是自发产生的，是在教师的积极影响和教导下提高的，也是在革命斗争中提高的。
党的领导，教师的主导作用是决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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