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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学校又是陶行知进行民主革命斗争的基地，他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人才，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因此，陶行知和他的教育事业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帮助。
为了帮助陶行知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精神上、人力上以及财力上都给予大力的支持。
一九四○年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亲自到北碚草街子育才学校给师生们作形势报告，揭露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反革命政策，提高了全校师生的政治觉悟，树立在党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的胜利信心。
为了使育才的学生在德智体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周恩来同志那次特捐助四百元为学生购买运动器材之用。
随后中共中央代表团又委派徐冰同志送给陶行知一套南泥湾垦荒大生产的照片，借以鼓励和支持陶行知组织师生劳动生产，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育才学校的政治迫害与经济扼杀。
一九四七年育才学校由重庆迁往上海，宋庆龄和董必武同志为育才学校从各个方面募得许多物资、经费来购买土地，修建校舍，使育才克服了重重困难。
这时育才分为重庆、上海两处，重庆为育才分校。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崩溃前夕，社会经济极端恶化，育才学校正在得不到经济援助的情况下，敬爱的周总理，由北京转经香港给育才分校汇来八百元银元，使育才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大西南解放的曙光。
陶行知的教育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部分。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
晓庄师范、育才学校、社会大学都没有超政治，超阶级，它不是无目的，而是有目的。
育才学校的教学情况是怎样的呢？本文不打算全面地介绍，那是需要专文评述的。
这里只介绍几点。
育才学校创办时有六个专业组，后来增加到七个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社会、自然、舞蹈等。
各专业组除进行系统的基础知识（语文、数学、外文、政治等）教育外，同时还进行系统的专业知识教育。
《全评》说什么这是“采用美国‘文纳特卡制’教学方法”
。
陶行知在早期就反对拉黄包车。
有诗曰：“分明是教员，爱做拉车夫，拉来一车洋八股，谁愿受骗谁呜呼。”
他认为“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
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
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
育才学校的一整套教学方法是陶行知在中国的土地上长期实践的结晶，决不是什么美国的“文纳特卡制”
。
关于普修课与特修课之间的关系，在育才二周年时，陶行知做了较全面的阐述。
他主张普修课的导师应能扼要指出与特修课的联系，特修课的导师乃至较深造的学生，提出各组学习的精华，深入浅出地公诸全校，以丰富全校普修课的内容。
这样，“普修课与特修课之鸿沟打通，乃能达到一般的特殊与特殊的一般之境界。”
育才学校的教学不是灌输式的，死气沉沉的，而是启发式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生动活泼的。
陶行知主张要给学生最重要的四把钥匙，即：一是国文；二是一门外国语；三是数学；四是科学方法——治学治事之科学方法。
“与其把学生当作天津鸭儿填入一些零碎知识，不如给他们几把钥匙，使他们可以自动地去开发文化的金库和宇宙之宝藏。”
当时有些教学内容还采取形象化的教学方法讲授。
例如社会组的时事课是用活报的形式表演给大家看，甚至自然组的化学课也用这种表演的形式。
自然组创作了化学之舞，将枯燥的化学变化的公式用舞蹈来表现，使人易学易懂。
这种把科学艺术化、舞蹈化、大众化的办法，真是一个破天荒的创举。
根据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育才学校从来没有单纯地关在古圣寺里进行。
学校规定学生每周有一个下午到周围的农村、手工作坊、煤窑、民船上去办识字班，教劳苦大众识字，教他们唱歌，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日救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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