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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调查者认为，“它们的时代早晚虽略有差别，而其文化的总体面貌却是较为一致的；它们互有一组贯穿始终而又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而独具特征的器物群，当属同一考古学文化遗存；并与三星堆文化的发展脉络也清晰可见；它们之中又以新津宝墩遗址的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最具代表性。
因此，我们认为将这一古城址群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是合适的。”
发掘调查者将宝墩文化分为四期七段，而既往被划归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的三星堆地点偏下的堆积和月亮湾地点的相关堆积所出遗物，“均是宝墩文化期的特征”
，“推测三星堆遗址原分的一期，年代跨度较长，还可分期”
。
依据宝墩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一期遗存的相关碳——14测年数据，他们“将该文化的年代上限推定在距今4500年左右。
关于其年代下限，可以根据该文化末期正好与三星堆文化衔接的情况，那么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正好是宝墩文化的下限，而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有众多的碳——14年代依据，一般认为在距今3700年左右，可以作为宝墩文化的下限。
这样我们就把宝墩文化的年代范围大致推定在距今4500～3700年之间，前后发展约800年左右”
（江章华等1997）。
在成都市的学者及时披露最新考古发现，并在系统梳理考古材料的基础上正式提出“宝墩文化”
的命名之后，大部分学者很快认可了这一命名。
即便曾提出过“三星堆一期文化”
的林向教授，也旋即赞同并使用了“宝墩文化”
的概念。
尽管在“蜀”
文化的话语系统下，作者还是认为“我们可因它们在发展的阶段上的不同而分别命名，其实两者之间一脉相承并非出现另一种什么新文化”
（林向1998）。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者在述及三星堆遗址各期遗存的性质时，提法虽有所变化，但仍未对遗址分期和文化分期予以明确的区分：“现已基本查明，三星堆遗址包含着两种文化面貌不尽相同，且又有前后承继关系的遗存：一种是三星堆早期遗存，或称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其相对年代大约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另一种是三星堆晚期遗存，即三星堆二至四期文化，或叫三星堆遗址上层文化，其相对年代大致在夏至商末周初或更晚”
。
而“在成都平原还发现了相当于三星堆一期的遗址……这些遗存已被命名为‘宝墩文化’”
，下文在述及“三星堆文化的一般特征”
时，又包含了“三星堆早期遗存”
（陈德安1998）。
更有直接否定宝墩文化命名的声音，如“成都宝墩诸遗存与广汉三星堆遗存应属同一文化，它们之间，特别是宝墩遗存的第三期并不存在向三星堆遗存第一期发展的关系”
，“就宝墩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有别于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的新文化命名是值得商榷的，它应归属三星堆文化宝墩期（或类型）”
，“三星堆文化从距今5000年至3000年之间的发展变化是明确而连续的”
（陈显丹等2002）。
此后，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者及其所属机构的学者仍坚持“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
“三星堆四期文化（十二桥文化）”
的提法（万娇等2013，冉宏林等2014）。
加括号以示二者就是一码事，也是无奈之举。
或有括号内外名称互换者，如“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
的表述（赵殿增等2001），已倾向于认可宝墩文化的提法。
高大伦研究员说得更直白：“4500～4000年前这个时间段，成都平原两支著名的考古学文化，一是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一期文化，再是新津的宝墩文化（两者实为一个文化，三星堆一期遗存最丰富，宝墩资料整理、公布最早）。”
（高大伦2015）“一个文化”
被分为“两支”
，各称其名，这对于一般研究者和公众来说，颇感困惑。
如“庙底沟二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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