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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湾三期文化”
之类遗址名加期别的命名方法，在学术史上被证明并非理想命名后，一般已不被学术界所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又有“在文化命名上，岷江冲积扇的遗存被命名为‘宝墩文化’，而沱江冲积扇上的三星堆一期直呼‘三星堆一期文化’”
的提法，但作者同时又承认“两者之间文化面貌基本一致”
（陈德安2019）。
是的，三星堆遗址距离岷江冲积扇上最近的宝墩文化城址——成都郫都古城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两个冲积扇之间也没有地理上大的阻隔，因而，三星堆遗址一期遗存与大体同时的宝墩文化其他遗址，不应是不同的文化类型。
五、始年仍被提前的困惑
最令人困惑的是三星堆文化的起始年代。
如前所述，相关学者选择性地使用经过或未经树轮校正的碳素测年数据，导致推定年代上歧见纷出，莫衷一是。
诚如孙华指出的那样，“在四川地区，不少先秦时期的遗址和墓葬的碳测年数据都有偏早的现象……对于这些现象作出恰当的解释，目前条件还不具备，还有待于更多的碳测年数据的公布。
在四川地区碳测年数据的统计分析规律尚未掌握以前，我们还是以通过与中原地区已知年代因素的器物类比所推断的三星堆遗址各期的年代为准，这想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孙华1993）
前文述及多有学者注意到陶盉等二里头文化因素是在三星堆遗址第二期时出现于成都平原的。
在碳素测年和当地考古学文化分期研究不足以解决文化遗存绝对年代的情况下，这是卡定三星堆文化起始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比较标尺。
而众所周知，据最新的测年研究，二里头文化的始年在公元前1750年前后（张雪莲等2007，仇士华2015），鉴于三星堆文化最早的遗存中即包含二里头文化第二期风格的陶器，可知三星堆文化形成的时间绝不早于此。
考虑到文化传播的时空差，始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的三星堆文化早期，至多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期（陈德安等2015）。
依上引二里头文化最新的测年数据，则不应早于公元前1600年前后。
在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下，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者及其所属机构的学者，仍将三星堆文化的始年上推到距今4000年甚至4100年（万娇等2013，高大伦等2016）。
依近年最新的测年数据，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750——前1520年（仇士华2015），即便依20多年前结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测年意见，也是在公元前1880——前1521年之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2000）。
既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
，绝对年代又在距今4100～3600年之间（下表）（高大伦等2016），不知何据。
同一学者对同一文化遗存（三星堆一期文化或宝墩文化）始年的推断，在相继发表的论文中也有不同的表述，时差则达300年（由距今4500年提到4800年），亦不知何据。
至于表格所列属于三星堆遗址第一期、面积超过500平方米的青关山土台及其上的大型柱洞式建筑，尚未得到最新刊布材料的支持：“由于F1（即青关山1号建筑基址）的层位关系不太理想，一方面叠压或打破F1的遗存要么数量极少，要么年代均晚至汉代
三星堆遗址各期重要遗存表表或以后，另一方面F1叠压的遗存因为需要保护F1而未发掘，故F1的年代上限和下限均无法准确界定。”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20）
采自高大伦等2016文
三星堆遗址青关山1号建筑基址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学术认识，都应是以学者个人为本位而非研究者所属机构秉持同一观点的，如夏商文化讨论中著名的“西亳说”
和“郑亳说”
，都是某位学者个人的观点，而不能认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两个学术机构间的论争。
但在对三星堆文化的学术史考察中，的确可看出学术认知在学者所处机构和地域间的差异。
总体而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者及其所属机构的学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将遗址分期与考古学文化分期区分开来，且多数学者倾向于大幅上推三星堆文化的起始年代；而四川大学等其他单位的学者在材料刊布之初即已注意到二者间的差异并有所提示；成都市相关单位的学者提出“宝墩文化”
的命名，进一步卡定了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其早年推定的三星堆文化的始年，也近于最新的认识。
真正提出三星堆遗址第二期为三星堆文化之始的，则是四川以外的学者。
如是学史现象，饶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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