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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参与论战的学者眼中，“不可知论”
应属“谬论”
，甚至是“居心不良”
，因而不值得一驳，所以罕见着力回答对方质疑的讨论文章。
真正认真而为的，是与“派别内”
对具体问题持不同观点者的论战。
论争中显现出的问题还可列出以下数例。
如，研究者对所引传世文献自身背景与传承关系往往缺乏必要的探究，存在“拿来就用”
的现象。
从文章中比比皆是的“当然只能”
“肯定”
“无疑”
一类自信感较强的、排他性的措辞上，还可以看出论争各方一般也不认为己说属于假说或推论，这势必否定其他说法在反映史实上的可能性。
另外，仅引用于己有利的文献证据和考古学材料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概言之，在考古材料还相当不充分的情况下，考古学界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对这些发现的历史学解释上，集中于大型聚落与文献记载中的具体城邑，以及考古学文化与具体族属、王朝发展阶段的比附对应上。
同时，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学者们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与测年数据的不断推出而校正甚或改变观点，展开新的论战。
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直至今日中国学术史上罕见的景观。
二
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考察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
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对某一王朝都城具体地望的讨论，对某一考古学文化所属族别与朝代归属的论辩，对文献所载夏商王朝更替究竟对应于哪些考古学遗存的争论，至今久讼不决，莫衷一是，已很能说明问题。
可以认为，考古学仅可提供某一人类共同体的社会发达程度是否接近或达到国家（王朝）水平的证据，却无法在没有直接文字材料的情况下证明狭义史学范畴的具体社会实体如夏、商王朝的存在。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来排除或否定任何一种假说所提示的可能性；出土文字材料的匮乏、传世文献的不确定性，导致我们对早期王朝的纪年等问题只能作粗略的把握。
在以文字材料为分野的历史阶段的划分上，我们倾向于认为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和历史（History）三分法有助于对中国古史进程的总体把握。
从宏观的角度看，“历史时代”
可定义为有直接的文字材料可“自证”
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集团的历史身份的时代。
而“原史时代”
虽已发现了零星的直接文字材料，但其时序无法精确到日历年代，不足以确认人们共同体的遗存的“历史身份”
；后世追述性文献所载“史实”
不能直接引为历史真实。
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中国“原史时代”
与“历史时代”
的分界点，应在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晚商）文化之间，即殷墟文化是最早的“身份”
明确、可以与文献所载的社会集团相对应的考古学遗存，因而可以直接以国（族）或王朝名来命名。
史前至原史时代一直分列的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前者一般采用神话传说人物和朝代名；后者习惯以考古学文化来命名）至此才开始合流（许宏2004A、见本书《商文明：中国“原史”
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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