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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关于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成果，可大体分为9大类，包括考古学文化、年代学、都邑建筑、墓葬、遗物纹饰与刻符文字、社会文化的宏观态势、地理环境、聚落形态以及文献与考古材料整合基础上的历史复原研究等方面。
最后一项，实际上是关于夏文化探索和夏商王朝分界问题的讨论。
据初步统计，上述9大类中前8类研究成果的总和，尚不到所有相关研究论著总数的一半，而最后一类则占了另一大半，仅论文就有400余篇。
在不足半数的前8类研究课题中，又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是为了论证第9类即夏文化与夏商分界问题而展开的（许宏2004B）。
相对于考古学层面的基础研究，运用有限的考古材料所进行的整合研究更受关注，这是一种时代现象，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学术界的总体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
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还存在着阶段性的“共识”
或“主流观点”
，它们随着讨论的深入在不断地变化。
考古学界先是因徐旭生的推测而认同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商王朝的遗存，此后又逐渐形成了以邹衡的观点为中心的“共识”
。
应当指出的是，这类所谓“主流观点”
或“共识”
的取得，都不是建立在获得决定性证据——即有像甲骨文那样的内证性文字材料出土——的基础之上的。
问题的症结恰如邹衡所指出的那样，“所有主张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者都依靠一条最主要的证据，就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在地是成汤所都的‘西亳’。
我们主张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其主要依据之一，就是成汤所都在‘郑亳’。”
（邹衡1978B）准此，则持不同论点者都是把今人依据传世文献而提出的推论和假说当作争论的主要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哪一种“主流意见”
或“共识”
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是无从验证的。
据最新的测年结果，测年专家倾向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并非如原来推定的那样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而“应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
（张雪莲等2007）。
这一结论可能又会被认为支持了曾经的“主流”
意见也即现下的“非主流”
意见，论争也在持续进行。
对相关学术现象的粗浅分析
总体上看，论争各方的认识前提和思路方法大同小异。
各方都以夏王朝的真实存在为讨论前提，即都认为后世文献（大多属东周至汉代）中至少有一种说法（一般是偏早的文献）是正确的，属于“信史”
；而某一考古遗存应当甚至肯定是某族或某一王朝的遗存。
在这一前提下，指认相关考古学遗存究竟属夏还是属商，甚至论证具体（个别）的历史事件如商汤伐夏在考古学上的反映等，其不同之处则仅仅是哪条文献为信史，哪种考古学遗存属于某一王朝（族属）而已。
如果在夏商分界问题的论争中采用“学术流派”
一词的话，那么可以认为论战基本上是在同一“派别”
中进行的。
我们权且称其为“可知论派”
，相对的一方是“有条件的不可知论派”
（即认为在没有决定性证据的前提下，夏王朝的实际存在仍须存疑，即便存在也无法在考古学上得到确认）。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国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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