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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分界点》）。
由上述分析可知，商文明介于“原史时代”
和“历史时代”
的分界点上，其下限已可确知，而上限则仍是模糊的，迄今为止还无法究明。
就方法论而言，“原史时代”
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特质而导致研究结论具有极强的相对性，这是应引起研究者“自觉”
的。
“任何把个人的描述、解释和复原绝对化的倾向都没有意识到考古资料的局限性，当然更没有意识到解释者个人所处时代和能力的局限性。”
（陈星灿2006）“定论”
“正确”
“错误”
一类倾向于绝对定性的词，恐怕并不适用于早期历史与考古研究领域。
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无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还是碳素测年、传世文献记载，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作为检核这一历史时段研究结论可靠性的绝对指标，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等狭义“信史”
范畴的问题。
就考古学而言，除了可以依凭的材料仍显不足以外，我们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地说明考古学文化和族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
这种学术背景，决定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结论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推断和假说的性质，某些具体结论，尚有待于更多证据的支持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应当指出的是，对早期文明史的研究而言，历史文献学与考古学的整合研究，乃至二者与其他学科在更大范围内的整合研究仍是必由之路，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整合。
以每一学科为本位，都可以将其研究大体分为本体研究和整合研究两大类。
历史文献学研究可以在掺杂神话与传说的有关王朝世系的记载中继续提炼史实；考古学则可以借其优势进行多学科合作研究，以了解其社会文化发展进程等问题。
在各学科扎实做好本体研究的基础上，慎重整合。
三
对既往研究历程的观察与思考，会成为学科发展的宝贵借鉴。
思路的拓宽、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加强，是深化研究的关键之所在。
应指出的是，没有甲骨文这样的直接证据，商王朝是无法被证明的。
是文字（甲骨文）的发现与解读才最终使晚商史成为信史，这一环节也应是确认夏文化、夏王朝以及夏商分界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素。
关于早期文明史的研究方法和取向，仍是学界应当加以深入探讨的问题。
可以预见的是，考古学将会把更多的关注，集中于它所擅长的对聚落形态、人地关系、社会结构、技术经济、生计贸易等方面的研究，将会对古史研究乃至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建设有更多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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