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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宫殿基址同时的二里头文化三期的一个数据的树轮校正值是公元前1590——前1300年，被认为“相当于商代早期”
；稍早的二里头文化一期的一个数据的树轮校正值是公元前2080——前1690年。
这一观点，成为当时学界的主流认识。
稍后，又有研究者循着这一结论，推断“王湾三期、二里头一期均相当于夏代”
（佟柱臣1975）。
不久，夏鼐梳理二里头遗址已测定的4个碳素测年标本，认为“其中三个数据成一系列，包括二里头文化的一期至四期，年代约自公元前1900年至前1600年”
，因“可能是有误差”
而剔除了属于三期“但测定年代反较上层（四期）的为晚”
的一个数据（夏鼐1977）。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据恰是被上述简报作为最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三期“相当于商代早期”
的。
而“公元前1900年至前1600年”
的年代跨度则被另外的学者加以援引，认为“这个年代同依据历史文献记载所推算出的夏王朝中、晚期的年代基本上是相符合的”
，“二里头遗址应该确定为夏代的重要文化遗址”
（李民等1975）。
二里头1号基址简报（1974）
在随后关于夏商文化分界的论战中，不少学者是选择性地采用相关碳素测年数据，且往往引用单个数据，尤其在数据刚开始公布的1970年代。
其实，夏鼐早在当时就已指出：“只有一系列的基本一致的碳——14年代才是有价值的，而一两个孤零的数据，就其本身而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夏鼐1977）测年专家也告诫学界“孤零零的单个碳——14数据一般是不可轻信的”
，“在讨论夏文化时根据个别的碳——14年代数据作出结论是很危险的”
（仇士华等1983）。
另外，有的学者使用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有的则使用未经校正的数据；有的使用半衰期为5730年的数据，而与半衰期为5570年的数据加以比较。
这种非同类项间的比较结果的确切性，是可以显见的。
整合研究渐成热潮
1977年11月，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展开了一场关于夏文化与夏商文化分界的大讨论。
夏鼐指出关于“夏文化问题”
的论证前提是两个“假定”
，邹衡正式提出了“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
说和“郑州商城亳都说”
。
此后，各类观点层出不穷。
同样是用上述几个指标来考察，其他学者又得出了全然不同的结论。
譬如，将物质文化面貌的变化与社会政治发展中的渐变和突变相比附，就见仁见智。
从作为先行文化的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直至二里岗文化初期，每两者之间都有人尝试着切上一刀，作为夏商王朝的分界，而且也都有各自的道理。
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30余年间，关于夏文化和夏商分界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
我们仅引用一组数字就可以窥见这一研究课题的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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