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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学术界曾经有人怀疑商朝的史实，但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和大批甲骨文、金文的证实，所有这些疑问都烟消云散了。”
（邹衡2002）
对解决分界问题的自信态度
从成书于1961年的综述性著作《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中可以了解到，1950年代考古学界对夏商分界探索的乐观态度：
“自从安阳殷墟发掘以来，商殷的历史不但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而且得到了很大的丰富，从而使人们相信夏代的历史也完全有可能通过考古工作取得同样的成果。
解放以后，河南郑州等地商殷早期文化的发现，更加坚定了考古工作者对于探求夏文化和追溯商文化起源的信心。”
“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得出科学的结论。”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1）
1970年代末至8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正在经历自己的黄金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4）。
进入这一阶段，整个学科对解决仅凭文献史学不能确证的夏文化及夏商分界问题更是充满自信，这也反映在当时的论述中：
“目前在考古学上还不能确切判定哪些是夏代的遗迹和遗物，这个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问题，随着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总是可以解决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1979）“1983年新发现的偃师商城遗址……肯定其为汤都西亳似无可疑。
早商都城遗址的确定，必将极大地促进夏文化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取得大家公认的正确结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4）“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还在进行之中。
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出现和讨论的进一步深入，相信这个课题必将获得圆满的答案。”
（殷玮璋1984）
以文献比附考古材料的初步探索
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调查郑州二里岗一带，从采集的遗物“推断它是属于殷代的遗址”
。
此后，郑州地区考古工作全面展开，相关发现层出不穷。
1953年，河南登封玉村首次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存，发掘者初步意识到其“与二里岗遗址，似属于两个文化系统”
。
1956年，郑州洛达庙遗址又发现了同类遗存，发掘简报直接冠之以“商代遗址”
的标题，认为其与“龙山文化遗物接近，但仍属于商代文化范畴”
，并“有其独立的特征”
。
这类遗存曾被称为“洛达庙类型文化”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1）。
徐旭生在《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
的初步报告》中认为，二里头遗址的遗物“与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的的遗物性质相类似，大约属于商代早期”
；又根据古代文献中西亳在偃师的记述，认为二里头遗址“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不小”
。
1959年始，对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
因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内涵较洛达庙遗址更为丰富和典型，夏鼐将其称为“二里头类型文化”
，后改称“二里头文化”
（夏鼐1962、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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