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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固化就意味着机会不平等。
如果人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没有上升通道，社会矛盾激化将不可避免。
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拉丁美洲国家看，社会结构固化、社会流动性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
所谓社会流动性，是指上一代人的收入水平对下一代人的影响程度。
如果穷人的孩子生下来就知道自己将来“一定”
是穷人、没什么翻身机会，就会首先想到“革命”
，通过“革命”
来改变现状、改变命运。
这是一些国家经常发生社会动**的原因。
除此以外，社会结构固化会让人不思进取，因为他再怎么进取也没用；而这种思潮又会进一步影响政府和社会各阶层不愿意增加教育投入、不愿意提高人力资源投资。
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都要靠“拼爹”
，当然就用不着自己的个人努力了。
实际上这就是社会结构固化的表现。
试想，如果农村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进城工作，一辈子都买不起一套属于自己的住宅；可偏偏就有那么多人，不用付出任何劳动，仅靠家里现有的几套住宅对外出租，就可以过得比自己好上多少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无论对前者还是后者都不会激发真正的劳动热情。
也就是说，在一个结构固化的社会环境中，除了少数精英阶层对未来充满信心，其它绝大多数人都会丧失前进动力，结果必然会损害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从而拉低GDP增长。
这在拉丁美洲国家可谓比比皆是。
那么，我国当前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认为，我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我觉得更大的命题是怎么转变我们的社会结构，怎么增加社会的流动性，怎样使社会里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感到有机会、都有积极性，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只有这样才是一个能够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社会，这不是道德的问题也不是哲学的问题和政治理念的问题，这是我们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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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我国现在谈到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都是动态概念，并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社会结构固化、社会流动性低。
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有利于社会成长，也只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是调动社会上所有人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努力工作、积极创新的动力。
过去我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使得人们愿意去读书，这就保证了社会流动性。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社会流动性非常高。
先是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接下来是改革开放后企业家不断涌现；可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社会流动性在不断下降，以致于现在出现了所谓的“富二代”
、“官二代”
现象。
要解决社会结构固化，最关键的是把现在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转移到市场基础、法制基础建设上来。
可以学学美国的样子颁布《评选法》，消除性别、教育、健康等方面的不平等，让人人都觉得自己有机会，觉得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
任何组织、企业雇用员工都要规定少数民族比例占多少、妇女比例占多少，并且在涉及到有政府拨款的项目时给予优惠，这才是一个健康社会、健康政府要做的事：“达者兼济天下”
。
再例如日本，法律规定全国的师资力量要尽可能平衡，首都东京最好的小学人均经费不能超过最边远小学人均经费的两倍；可是我国的这个差距是20倍、30倍，这就是不平等。
日本教育法规定，老师不能在同一学校任职超过5年，这样也就不可能出现所谓“重点中学”
了；所有小孩都不可能因为父母出身觉得自己跟其他小孩有什么不平等。
关于这一点，《美国独立宣言》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8]在1813年给友人的信中可谓说得十分精辟，他说：“我同意你的看法，在人和人之间有一些自然贵族（优秀者），因德行和才能而优秀。
还有一种是因为财富和家庭身世而成就的假贵族，他们既无德又无才……自然贵族是社会教化、信任和治理的宝贵的人才”
，一个好的政府制度“必须能有效地让优秀者担任治理的职位……假贵族是政府治理的祸害，应该有制度法规防止他们得到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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