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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过去反对“八级工资制”
、反对以按劳分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法权”
，就都是追求结果平等。
可是这种人为拉平收入分配的“大锅饭”
制度，结果是什么呢？最终还不是因为贫困而脆弱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而破产么？盲目追求平等，不但实现不了结果平等，还严重挫伤了经济发展动力，最终不得不放弃这种追求，重新回到追求机会平等的老路上来。
在2011年4月举行的中国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中等收入陷阱的亚洲式规避”
分论坛上，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认为，我国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强调机会平等，而不是过度强调结果平等[5]。
2010年10月中央召开十七届五中全会后，高层委派智囊团了解社会各界对五中全会精神的反应，得到的反馈意见也大都集中在两点，一是“要求推进以限权、扩大公民参与和政治开放为重点的政体改革”
，二是“要求加快以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公民社会为主旨的社会体制改革步伐”
。
于是智囊团向中央高层反映说，社会各界对这几年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进行的改革总体评价有限；对五中全会提出的在这些主要领域全面推进改革的前景感到担忧[6]。
不用说，社会各界的这种普遍认识与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恰好构成一种“异体同构”
，共同对我国改革构成强大阻力。
而这也是我国下一步要想避开中等收入陷阱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
否则，轻则难以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
三者之间的关系，重则会重演过去那种“改革被革命吞噬”
的历史悲剧。
反过来，这也从另一角度促使政府要下决心冲破改革阻力，为我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打下扎实基础。
这样看来，坏事就又变成了好事。
例如，进入2011年后智囊团举行的座谈会中有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认识辛亥革命和前苏联解体。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前苏联解体、全球执政时间最长的前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20周年。
这两个政权过去曾经都以“改革”
为旗帜，并且在顺应时代变革需求方面确实颇有建树，但最终没能逃脱覆灭命运，这是为什么？其中有太多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供我们今天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反思。
在这其中，彻底清除腐败、人人机会平等是最基本的一环。
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公平。
例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爆发经济危机，有大量工人失业。
一位工人找到工作后领到了工资，然后从中抽出一部分返回给雇主，感谢雇主给了他这样一个工作机会。
其他工人便把他告上法庭，说这是不正当竞争。
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认为，这个工人得到的工钱是自己劳动所得，完全合法；而现在他把其中一部分返回给雇主想保住这只饭碗，就有商业贿赂的味道了，因而是非法的。
由此可见，法律要保护的是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对照这一条，我国当务之急是要铲除一切行贿受贿行为，因为它违反了这一法律精神。
尤其是要防止政府机关在执行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时一哄而上、要自己承担责任时推三阻四，这就更与创造机会平等的原则背道而驰了。
顺便一提的是，无论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平等。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就得出科学论断。
但显而易见，真正的平等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很难追求得到的（除非实现了共产主义），否则就应当退而求其次，把机会平等放在比结果平等更重要的位置上来，这也是全球其他高收入国家的经验之谈，值得我国借鉴。
第四节 重点是打破社会结构固化
要实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重点是打破业已存在并日益巩固的社会结构固化趋势，让社会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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