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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世界财富报告》表明，全球百万富翁的构成是：36%拥有企业或出售企业，22%来自工作中的高收入，20%是遗产继承，11%是投资获利，9%来自股票期权，2%是其他渠道[8]。
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最多的是工薪阶层，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收入。
对照上面的构成，如果你无法在工作中取得高收入，而只是“中等”
收入，基本上就被排除在百万富翁行列之外了。
相反，如果你不是处在中等收入国家，而是处在人均GDP12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这时候你在这个国家中得到的仍然可能只是“中等”
收入，但与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产阶级相比，还是要高出许多倍。
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大河有水小河满”
，或者反过来“小河有水大河满”
，两者之间是相通的：整个国家富裕了，哪怕你即使仍然是工薪阶层，也会因为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个人也变得富裕起来。
就好比说，中等收入国家的道路是一条普通公路，路面上到处是泥泞和陷阱，你的开车速度就怎么也拉不起来，让急于到达目的地的你只能干着急；可是当你换了一条通道，行进在高收入国家专用的高速公路上后，因为没有了这些坑坑洼洼，没有了交通阻塞，所以无论车速还是心情都会一下子提起来，不再像过去那样压抑和沮丧。
虽然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偷懒”
办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事实就是这样。
否则，如果你处在中等收入国家，既不会像李彦宏一样创办一家赚钱的企业，又不会像任志强那样有一份高收入工作，又没有像汪小菲一样有个会赚钱的妈妈，更没有条件像巴菲特一样选择到一只盈利率高的股票，即使找到一个像马云一样的好老板他也不要你……那么你想想看吧，你就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挣扎，要想跨越这个陷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就是企业环境、社会发展阶段在起作用。
第四节 改变国有企业一枝独大
国有企业一枝独大，并不符合市场经济法则。
只有改变这种状况，我国的经济发展才会保持更多活力，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虽然占有巨大的全民资源，可是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并没什么直接挂钩，表现在：一方面，全国人民并不知道对该企业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益；另一方面，该企业也不知道对全国人民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义务。
所以发展到现在，虽然这些国有企业为国家财政贡献了巨大利润，可总无法引起全国人民对该企业的热爱和拥护；相反，许多大型工业企业甚至还要因资源利用问题，与当地群众、政府发生激烈冲突。
原因就在这里。
这样的国有企业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胡德平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过去是举全国之力来进行改制的，国家银行主动帮它们从债务中剥离出来，职工或分流下岗或买断工龄，目的就是为了让改制后的国有企业能轻装上阵。
而现在国有企业轻装上阵了，却反过来与民争利，这种改革就有点变样了，老百姓当然会质疑这样的全民所有制是不是真是全民的[9]？
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如何真正代表全民利益，如何在帮助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发挥“长子”
作用？实际上，这就涉及到谁能真正代表“全民”
的问题了。
从历史上看，自从1983年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
政策以来，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国有企业并没有向政府上交利润，只是在近几年才把利润的5%交给政府，2011年这一比例调整为15%。
可接下来要问：政府就能代表全民吗？政府财政就能代替全民权益吗？胡德平认为这两者之间并不是一回事。
举个例子来说：国有独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后，它就既是国有企业又是上市公司。
作为上市公司，它应该给股民分红，并且接受股民监督；而作为国有企业，它就必须给全国人民（而不是政府）支付红利。
政府从中得到的应该是税收，而不是利润。
国有企业占用的资源是全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应该支付给全民；国有企业绝对不能因为上交利税给国家了，就回避对全民应尽的义务，这是两码事。
那怎么给全民呢？那要划入到每个国民的口袋里才算。
正因如此，2012年全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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