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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
诚然，我国农村和城市的许多不平衡是由生产要素的占有和分配决定的；而这种占有和分配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不可能随心所欲进行调整。
但这并不否认我们可以破除人为划分，强调所有社会成员、所有社会生产要素在使用面前人人平等。
这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嘛。
例如，在确定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5]、征用农民土地、支付农民工工资和福利上，在享受公共产品如教育、卫生、补贴、就业、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转移等方面，为什么农村和城市不能完全一样呢？同是共和国公民，又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难道法律就是这样规定农村应该比城市低三分吗？如果真是这样，就说明法律不公了。
从这几年来我国的实践看，关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已经放在战略高度来对待。
政府在农村体制改革、扶贫、扫盲、义务教育、农村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中也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
的方针，并且取消了农业税、加大了种粮补贴，在农村实验并推广互助医疗、养老保险制度等。
应该说，这些措施在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面貌、提高农民社会地位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没有缩小城乡差别。
由此看出，还需要从更深层次方面来寻求对策。
例如，2005年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的投入高达3397亿元，是历年来最高的；可是相比之下，我国地方政府每年从出卖农民土地中强行拿走的数额却高达4000亿元[6]。
这说明，事实上依然是“多取少予”
。
换句话说，即使不是完全实行农村和城市一体化，而是硬要把农村和城市分开来看、对农村生产要素的占有和分配进行“单独核算”
，我国的农村面貌也会比现在改善得更快。
关于这一点，是可以从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得到验证的。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农产品供给开始从全面短缺走向相对剩余，给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容易看到，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农民工大规模进城促进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甚至是过度发展。
尤其是1992年是个转折点。
从这一年开始我国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绝对数量开始持续减少，不断分化出来向城市转移。
1997年是第二个转折点，当年我国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在全社会劳动力中所占比重首次降到50%以下，表明我国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从1991年到1997年短短6年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高达3955万人[7]。
伴随着这一变化，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税费改革中，农业从原来的“纳税”
走向支持和保护，并最终取消一切税收，反过来对农业从资金、技术等方面补贴，这也证明我国的城乡关系出现了新变化。
可以预计，以后我国对农村、农业的反哺力度必然要进一步加大。
这不是谁的恩赐，而是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门槛的必然要求。
全球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农业的发展是城市化基础，只有城市和农业发展相互协调，才能促进两者健康发展。
所以，今后我国的城市发展再也不能以剥夺农业、农村为前提，否则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非常不利。
顺便一提的是，本书前面所说的打通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并不是主张所有农村劳动力都到城市去打工；就地转移也是一条很好的途径，而这就需要通过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来解决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的观点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然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城乡差距扩大和发展失衡局面已经很难继续下去，迫切需要解决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城市资源向农村合理流动，形成以工带农、以城促乡发展格局。
在这其中，尤其是要坚持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强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对特殊困难地区的帮扶和对口支援，建立长效帮扶机制。
不用说，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这些本身就都是根治“三农”
问题的重中之重[8]。
第三节 用雁阵模式实现经济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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