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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
例如，某些地方党政官员入股煤矿、医药行业，去世界各地旅游、娱乐、赌博，凭什么？无非就是把手中的审批权、检查权、资源控制权变成了灰色收入。
四是土地收益流失。
2005年我国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实行“招拍挂”
的比例只有三分之一，而这两种做法产生的平均地价要相差四五倍，数额高达5400亿元。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剩下来就成了有关权力者的灰色收入。
五是垄断行业收入。
2005年我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设备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的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8%，可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却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有9200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灰色收入带来的。
从数量规模来看，上述五项中的灰色收入总数估计在3万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灰色收入总额的70%。
所以，治理灰色收入重点应当放在这里，通过健全制度来减少腐败行为和灰色收入、缩小贫富差距。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是市场化带来的，而是制度不健全导致腐败和灰色收入逆向分配造成的。
怎么办？铲除灰色收入首先应当从这里开始。
抓住了这些方面，也就抓住了大头。
怎么抓？主要是两点：一是控制政府部门的预算支出，除了保证正常的行政、业务支出外，没有更多费用变成灰色收入；二是参照国外的办法，建立可比性公务员工资制度和利益回避制度，让灰色收入出现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
关于前者，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我国应当把“政府全口径收入不超过GDP的30%，党政公务开支不超过财政收入的15%”
纳入《预算法》，作为“红线”
控制。
只有控制住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才有可能铲除灰色收入，老百姓才可能取得更高收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很赞同这一观点。
她认为，我国目前的宏观税负并不低，在“十二五”
期间再也不能提高了，并且应当稳定税收占GDP比重、稳定政府收入占GDP比重；与此同时要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缩小收入差距[6]。
关于后者，世界银行前官员刘植荣对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的工资状况进行研究后发现，我国目前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相对来说已经达到全球最高水平，所以一方面要坚决铲除一切灰色收入，另一方面要建立可比性公务员工资制度和利益回避制度。
从全球大多数国家看，公务员的平均工资大致等于人均GDP，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差不多，是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的2倍。
而按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我国公务员的平均工资2008年是33869元，是当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每月510元）的5.53倍，这就是我国公务员工资“全球最高”
的出处。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尤其是公务员要反驳这一说法了。
没关系，只要与“国际接轨”
就知道解决办法在哪里了，这主要是两条：一是降低公务员的收入标准，至少降低一半，保持在最低工资标准2倍左右；二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公务员收入的一半左右[7]。
第三节 消除制度漏出效应
所谓制度漏出效应，是指由于制度不健全、体制不完善，最终导致在制度缝隙中漏出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被少数人通过灰色收入等途径据为己有，从而造成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
所以从根本上看，解决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不能笼而统之地抓，而要通过加快市场趋向改革来实现。
否则，就很可能是该管的没管住，不该管的却在那里乱管，最终反而把我国应该建立的正常市场机制变扭曲了。
那么，什么才是市场趋向改革呢？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熊志军认为，重点就是消除“制度漏出效应”
造成的收入差距。
也就是说，要重点解决因为制度漏洞问题造成的收入差别。
要知道，我国有13亿多人口，13亿人口创造的财富存量和增量都非常大，虽说是制度缝隙中漏出来的，但由于其规模惊人，所以很容易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破坏社会和谐[8]。
对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担心，社会公众包括一些政府官员错误地把收入分配改革理解为涨工资，而实际上，“如果政府只想到用行政手段来提高工资，主要还是只能惠及‘体制内’，可能会拉大而不是减小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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