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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国外的法律规定从总统、总理到普通官员人人必须财产公示；另一方面是国外在监管机制上采用的是“三权分立”
，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一个小警察就可以查抄总统，这在我国还阻碍重重。
第三节 提高百姓收入和社会保障
缩小贫富差距当然离不开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
除此以外，也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密不可分。
正是有了这两者垫底，普通百姓才敢舍得花钱用于消费，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有钱不敢花、只能存在银行里。
要知道，把钱存在银行里决不是什么好事，一方面是钱并没有达到用于消费的目的，另一方面又会因为通货膨胀使穷人变得更穷。
关于这一点，在许多顺利通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可以得到证明。
例如在日本和韩国，当这两国跨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后，就非常重视增加国民收入和社会保障。
其中，尤其是增加农民收入[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为了提高农民收入，日本进行了土地改革，主要是废除地主制，取消高达50%至70%的地租，把农田分给雇农耕种。
这种做法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力推行工会组织，制定了“劳动三法”
，即《工会法》、《劳动关系法》、《劳动基准法》，承认工人建立工会的自由和团体斗争的权利。
在此基础上，日本1960年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原计划在10年内将国民实际收入提高1倍的，结果仅仅7年后就变成现实。
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工农业生产发展同样严重不平衡，农村问题尤其突出。
许多农民住草房、点油灯，每天只吃两顿饭。
有鉴于此，韩国政府进入70年代后在全国大范围开展“新村运动”
，通过政府支持、农民自主开发，把新农村建设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日本和韩国通过上述活动收到的成效是，大大增加了国民收入尤其是农民收入，遏制了业已出现的贫富差距，经济实现了可协调发展。
在社会保障方面，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后就十分重视，并且在80年代泡沫经济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建设，积聚了足以抗衡后来出现严重、长期经济衰退的力量。
所以，当后来日本和其他欧美国家一样出现大规模经济危机时，早就做好制度准备和物质准备的日本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
在这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顺利度过了难关。
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会有那么一部分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如何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是政府最应考虑的事。
如果政府不考虑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给予应有的社会保障，他们自己又不具备这个能力，那么这问题就不好办了。
这是目前中等收入国家都在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些方面解决得好，会非常有助于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以巴西为例。
巴西的国土面积比我国略小，但只有2亿人口。
2002年巴西总统卢拉上任、2011年初离任，在这8年间巴西的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17.3%，其中低收入劳动者工资增长34%、高收入劳动者工资增长12.4%，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67%（这还是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6]。
2003年到2009年间，巴西最富的10%的人口拥有的财富增加了11%，最贫困的10%的人口拥有的财富增加了72%，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的成就可谓举世瞩目，为帮助巴西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下了良好基础。
2010年，巴西人均GDP已从2003年的3085美元猛增到10886美元，距高收入国家门槛的11115美元只有一步之遥。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虽然巴西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惊人，2003年到2010年间经济累计增长37.3%，2010年更是达到24年来的最高点7.5%，但与社会政策的成功相比，“巴西成就”
更多地依赖于后者。
在这其中，巴西对贫困家庭实行的“零饥饿计划”
尤其令人赞赏。
这项计划的核心是“家庭救助金计划”
，凡是人均月收入低于50雷亚尔[7]的家庭，只要保证孩子上学并接受免疫，就可以享受到每月15到95雷亚尔的补贴。
这项计划把过去由多个部门发放的助学金、基本食品补贴、燃气补贴、最低保障金等整合在一起，称为“家庭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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