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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民生问题是最大的政治；那些无家可归的灾民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有了这样的决心，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
在我国，有一个固定词语叫“国计民生”
。
“国计”
和“民生”
连在一起相提并论，实际上就很好地反映出民生问题和国家发展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想当初，2400多年前的《左传·庄公三十三年》就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了（意思是说，民生问题的解决程度会决定社会进步的程度，甚至决定政权兴亡），可令人奇怪的是，在接下来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很少看到有哪个朝代真正重视过民生问题；相反，民不聊生却成了一种历史常态。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民生问题才开始真正受到关注，一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就是最好的表态。
可是到了“**”
时期，由于经济发展遭到破坏，所以解决民生问题的成效并不明显，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百姓普遍过着“共同贫困”
的生活。
现在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社会结构也和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有很大不同，民生问题再次被提上最重要的议事日程。
正如过去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
、“人民赞成不赞成”
、“人民高兴不高兴”
、“人民答应不答应”
，这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方向和总开关。
例如，目前社会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食品安全问题？为什么15个主管部门也管不好一个食品有毒添加剂问题？这些问题乍一看解决起来有难度，但实际上只要想到老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并且对照上面几个“××不××”
标准，解决起来实际上很容易——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否则就让这些人离开，由真正管事的人来做，这不是很简单吗？
第四节 尽快扭转公共服务短缺局面
当前化解民生问题的要害之一，就是要尽快扭转公共服务短缺。
要知道，与调整结构、转变经济方式、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作重大调整相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更重要，也更有可操作性。
这对普通百姓尤其是低收入人群来说，尤其显得重要[10]。
道理很简单，通过增加财政支出结构中的公共服务支出比重、降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更能明显提高人民群众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
回顾过去，我国财政之所以称为经济建设型财政，主要就是因为经济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比重过大，从而挤掉了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服务支出部分，这是我国公共服务短缺的重要原因。
从具体数据看，我国2008年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支出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29.7%。
相比而言，全球各国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的国家，其平均占比要比我国高出13个百分点；全球各国人均GDP在3000美元到6000美元之间的国家，其平均占比更是要比我国高出24.3个百分点。
容易看出，我国公共服务短缺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再以普通百姓最关心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为例。
2008年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只有4.4%，社会保险和就业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为10.9%，两者合计只有15.3%。
可是从全球人均GDP在3000美元到6000美元之间的国家看，它们的平均水平也有31.4%，我国还不到它们的一半！
所以说，立刻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但是可行的、应该的，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迫切需要，其中的潜力非常大。
要知道，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严重偏低，就必然会增加居民百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费用方面的负担，迫使居民多储蓄、少消费，扩大贫富差距。
而现在政府只要在每年上万亿元的卖地收入中拿出很小一部分用于公共服务支出；或者在大型国有企业每年实现的两万亿元利润中，拿出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相当于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的比例）上交给财政，用于改善民生[11]；或者开征物业税（房地产税）用于基层行政单位发展教育、文化服务项目，就可以大大改善我国现有财政支出结构，弥补公共服务这块短板，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
除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外，从根本上降低政府收入比重也是一条可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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