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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12月5日召开的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多名学者提出提高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降低政府收入比重的建议。
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就介绍说，“我在2003年算过一笔账，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车辆、三公费用等等，党政公务以及包括行政事业的开支占到全部政府实际支出的37%。
2007年我又算了一笔账，我可能算的口径有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也在38%~39%左右，这比许多发达国家政府行政公务支出占全部政府支出的比重要高得多，我认为这个是不合适的。
如果我们用五年、十年的时间逐步降低到不超过15%，党政公务开支以及三公消费这些开支不得超过全部支出的15%，从现在的30%降到15%，‘十二五’期间可能任务艰巨。
降下来的这些钱可以用于社会保障、低保、公共服务，更加促进公平。”
[12]
其中，要特别强调资金投入向基层倾斜，否则就很难达到扭转公共服务短缺局面的作用。
过去，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非常不合理。
以国家财政中用于医疗卫生的支出结构为例，2008年的这一数据为380多亿元，可是其中用于乡镇卫生院的还不到60亿元，只占15.5%。
其余84.5%用在城市居民身上，而实际上主要是用于公务员的医疗保障。
这种公共服务支出结构不合理，大大加剧了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不利于社会和谐。
所以说，在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方面，要大幅度增加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投入，才可能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向迈出重要一步。
可以说，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才表明我国的政府转型和财政转型是成功的。
财政要向公共财政转型，如果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大幅度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并且尽快把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向全球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靠拢，那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句空话。
也正因如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我国应当在“十二五”
期间把“民富优先”
作为战略目标，在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框架下，从整体上制定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方案；同时把行政体制改革和国有资本配置改革联动，更好地调节收入分配[13]。
他说，各级政府都必须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提高对保障性住房、医疗、社保、教育等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
我国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与同是中等收入国家的巴西、印度、墨西哥等相比，都比它们差。
我国原计划2020年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无论如何有必要提前那么几年[14]。
[1]《孙中山选集》，8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2]同上，P825。
[3]同上，P835。
[4]吴忠民：《改善民生的战略意义》，《光明日报》，2008年9月17日。
[5]钟周：《民生问题：中国新的最大的政治》，《环球财经》，2008年2月27日。
[6]2011年5月8日，53岁的重庆农妇吴远碧用菜刀自行切开肚皮放出腹部积水。
她的朴素想法是，既然家里没钱去医院开刀动手术，那还不如赌一记：一刀下去无论自己是死是活，都不用再拖累家人了。
在医院奋力抢救了26天后不幸去世。
[7]邓伟志：《民生策论：解决民生问题的六条建议》，《北京日报》，2008年9月1日。
[8]张颐武：《深入认识民生问题》，《北京青年报》，2011年3月12日。
[9]《查韦斯要没收富人土地为穷人盖房，银行不解囊将被查抄》，新华网，2010年12月13日。
[10]张卓元：《公共服务短缺，出路何在》，《人民日报》，2010年6月7日。
下同。
[11]2011年我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22556.8亿元，上缴红利（国有资本收益）769亿元，其中90%以上又以产业结构调整、兼并重组、国企改革脱困补助等名义返回给国有企业本身，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的只有40亿元，仅占5.2%。
[12]周天勇：《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综合原因与治理思路——在第71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的演讲》，中国改革论坛，2010年12月5日。
[13]《中国将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分配不公致贫富差距大》，天津网，2010年12月13日。
[14]张旭：《迟福林：中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小康》，2011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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