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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员工自由结社，而要在企业工会领导下谈判，而工会主席又是企业领导层成员，这样的集体工资协商怎么可能协商得下去呢？对此，杨宜勇认为，集体工资协商既可以由工人选举代表来谈，也可以学西方国家的做法，由工会聘请谈判专家和资方谈。
但无论哪一种方法，目前看来都不太现实。
正因如此，中华全国总工会又在进行另一种探索，设想以后工会主席不再属于企业管理层成员，而是和工人一样拿工资，迫使他们为工人的利益着想。
但这样一来是否能解决问题？很不乐观，实践中必定会冒出许多新问题。
例如，谁能保证这工会主席虽然拿的是工人工资，却不会暗地里被资方收买？这样的例子实践中还少吗？
所以归根到底，以上这些措施都要从法律上加以规范，保证落到实处，才能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纠正分配不公方面收到实效。
千万不要小看最低工资标准在调整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在过去，通常流行的观点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
，可是如果没有初次分配的公平，哪里还谈不上有二次分配的公平？无论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公平应当摆在绝对重要位置。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那么，怎样来体现公平呢？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是有力措施之一，并且是政府可以调控得了的，不像其他一些措施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最终根本无法落到实处。
研究表明，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1983年为56.5%，2005年下跌到36.7%，下跌了20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比重同步上升了20个百分点。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在美国，一个产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可以供养4.8人，即劳动供养率为1﹕4.8，德国、英国、法国的劳动供养率是1﹕6.8，日本、韩国的劳动供养率是1﹕3.8，可我国是多少呢？绝大多数人还达不到1﹕1.5。
如果一个普通的产业工人月收入是2500元，按照生活价格指数估算，其劳动供养率只有1﹕0.45。
令人心酸的是，2500元的月收入在我国产业工人中已经算是“高工资”
了，70%以上的产业工人达不到这样的月收入标准[10]。
由此可见，通过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改善劳动供养率、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还不重要吗？
顺便一提的是，增加居民收入并不是只能依靠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甚至也不能依靠在结构上改变分配不公，这些都是就全社会角度而言的。
对于个人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来说，要想挤入中等收入人群，最关键的是三点：一是提高自身素质，敢于跳槽；二是依靠集体工资协商提高劳动收入；三是自主创业，不仅仅满足于替人打工。
[1]孙小林：《收入分配改革：应保证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1月1日。
[2]《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国家统计局网站，2012年1月20日。
[3]王小广：《中国模式面临的巨大挑战》，新浪网，2009年10月22日。
下同。
[4]孙小林：《收入分配改革：应保证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1月1日。
下同。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P13。
[6]何伟：《公平与分配不能联姻》，《理论前沿》，2005年第21期。
[7]何伟：《资源分配不公决定收入分配不公——再论公平与分配不能联姻》，《中国流通经济》，2006年第7期。
[8]高初建：《行业收入15倍差距催促收入分配改革》，《经济观察报》，2011年2月11日。
[9]孙小林：《收入分配改革：应保证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1月1日。
[10]陈东海：《收入初次分配也须优先注重公平》，《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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