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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把它们完全推向市场，才会形成国内竞争压力，才会有企业破产之忧。
也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资源价格才会真正反映市场变化；这些垄断企业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才会让人心服口服，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一味“抱着奶瓶吃奶”
。
这方面，高收入国家的做法值得我们仿效。
例如，欧盟已经在25个成员国范围内彻底取消了手机漫游费，可是在我国国内，不要说没有取消漫游费了，就连手机通信仍然是双向收费。
这些垄断企业凭什么？无非就是凭无偿占有或低偿占有社会公共资源来获取垄断利润，然后再根据市场法则进行利润分配。
这样做的结果是，通讯行业的利润高，员工收入就高，大大拉开了与其他行业职工的收入分配差距。
据201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1倍，而该数据到了2011年就又扩大到了15倍，依然保持全球第一。
从国际上看，2006年到2007年间日本、英国、法国的这一差距只有1.6倍到2倍，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倍到3倍之间[8]。
研究发现，我国这些收入最高的行业全是靠无偿或低偿占有公共资源获取暴利的，民间流传的说法是：“银行加证保（证券、保险），两电（电力、电信）加一草（烟草），石油加石化，看门的也可拿不少。”
在深圳某证券公司，一位普通司机的年收入达12万元，无非就是因为他在可以无偿占用公共资源的垄断企业工作。
由此可见，我国只有推进要素、资源价格改革，才能打破这种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不合理局面。
至于那些靠行贿受贿、贪赃枉法、偷税漏税等手段获取高收入的现象，就不是生产要素、资源价格改革、公平分配能解决的了，归根到底这些都是非法收入，应该被绳之以法。
第四节 关键是真正落到实处
无论是提高全社会收入总水平还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要想通过调整收入分配达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的，关键是要真正把这些措施落到实处。
历史经验表明，过去我国并不是没有相应制度，关键是浮于表面，没有可操作性，或者是改革推动者身兼阻挠者身份，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去推动改革。
如果依然如此，一切都是空谈。
以调整收入分配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的最低工资标准为例。
最低工资标准对提高全社会的收入分配水平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非常有帮助。
可现实情况是，许多企业发放的工资年年都依据最低工资标准，明明效益很不错，也不主动给工人涨工资。
因为最初地方政府就是以“我们这里的工资低”
为优势吸引招商引资的，所以觉得主动给工人涨工资“没必要”
。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介绍，我国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海南，海南省的最低工资标准是该省平均工资的30.6%，其他省市都只有百分之二十几。
可是，国际劳工组织提倡的最低工资标准却是当地平均工资的40%至60%[9]。
也就是说，如果要与国际接轨的话，我国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至少要提高一倍！
在我国各部门口口声声嚷嚷着与国际接轨的背景下，首先力促把这项措施落到实处难道不重要吗？这可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始分配中比重的一大重要举措，对缩小贫富差距、和谐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有重要意义。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靠发个文件、出台一项政策就能解决的，关键要建立集体工资谈判机制。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确保工资的合理增长变成现实。
建立这样一种机制，在目前来说是当务之急。
现实情况是，全国目前虽然也在推开集体工资协商制度，并且在这个制度中规定，劳动报酬的增长要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企业效益好了就应该给劳动者提高劳动报酬；与此同时，这样的集体谈判也是有约束条件的，那就是劳动报酬的增长并不是无限制的，而是要受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约束。
集体工资协商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
可是，怎样才能把这一点落到实处，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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