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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具体地说是“十二五”
规划期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目标要达到7%，从而与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7%的速度相一致，对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与“收入倍增”
相比，我国目前首先要强调的是争取收入“同步”
增长。
究其原因在于，如果只强调收入倍增，那么穷人的收入翻番后，富人的收入也翻番，这种倍增结果并不能缩小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在他看来：“倍增就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如能保证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就已经不错了，现在连‘同步’都没有做到，谈何翻番”
？
所以，虽然“收入倍增”
的提法更能鼓舞人心，但当务之急是要先做到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这样的目标显得更实在。
第三节 推进要素资源价格改革
彻底调整收入分配，眼睛不能只盯着劳动报酬（工资）收入，而应当扩大到要素、资源价格改革上来。
道理很简单，要素价格和资源价格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往往比劳动报酬更大。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大力推进要素和能源资源价格改革，以此来促进收入分配的公正、合理。
目前我国最突出的问题是，有许多生产要素和资源如农村土地、信贷资金、水、电、气、煤等资源并没有完全进入市场。
这一方面抑制了农民等生产要素所有者合理、合法地获取财产性收入，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另一方面，又会由于要素和能源资源价格偏低，出现要素资源消耗量越大越占便宜的不合理现象，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
正如革命导师马克思所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既然生产要素是这样的分配，那么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
[5]意思是说，如果离开资源分配来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不可能抓住问题的关键。
从历史上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的所有制结构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按照这两种所有制理论对全国生产要素进行分配。
这种分配模式的弊端是：城市人口数量比农村人口少得多，却控制着份额占绝对优势的全民所有制资源，并且生产要素质量也高，居民与生产要素结合的机遇更多，这样就导致了城市居民的收入高；相反，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数量多得多，却只控制着份额处于劣势的集体所有制资源（主要是土地资源）。
而从发展趋势看，农村土地必然会逐步转为城镇用地，这就意味着农村人口的生产要素越来越少，并且在付出土地资源后还得不到应有回报。
更致命的是，农民的文化知识相对贫乏，这更剥夺了农民就业和获取高收入的机遇。
可以说，这种所有制结构从一定程度上先天性地决定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6]。
不过话又说回来，生产要素的占有和分配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应当由生产力水平来决定。
要改变这种不公平局面，必须通过城乡一体化来实现生产要素使用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是市场经济的起码要求。
只有大家（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民）在所有政策上一视同仁，才能纠正现有的生产要素、资源价格不平等，实现城乡共同富裕。
除了生产要素外，各种资源价格的合理调整对调整收入分配也有非常大的作用。
总的原则是应当尊重市场、不要人为扭曲。
例如，目前我国一些生产要素并没有完全实行市场化，仍然处于政府控制下的垄断经营，最典型的是石油、电力、通信、铁路、金融等行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
不用说，这些行业所控制的资源都是优质资源。
这种不是从生产集中发展到垄断，而是通过行政手段实行垄断；不是靠先进技术和优异效率打败竞争者形成垄断，而是靠不许其他人进入形成垄断；不是靠技术进步获取垄断利润，而是靠垄断经营获取垄断利润[7]……哪里还有公平可言？
怎么改？很简单，就是要把它们彻底推向市场，只做“运动员”
，不当“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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