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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总得考虑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去付诸实践，否则代价太大。
所以大家看到，我国要继续深化改革已经非常困难。
一方面，改革每深入一步都会损害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恰恰只有他们才有能力继续推动改革。
这就是说，他们既是改革的推动者又是阻碍者。
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改革”
的弊端显而易见。
第四节 重点是要规范政府行为
政治体制改革千头万绪，应该首先从哪里抓起呢？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但这几年来我国的实践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从行政体制改革着手，这是一条成功之路。
而从行政体制改革入手，就要首先实行党政分开、规范政府行为、约束政府权力，以此作为突破口。
对此，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认为，谈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克服“意识形态化”
，不要以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如多党制、三权分立等；同时又要克服政治体制改革“恐惧症”
和“无知症”
，认为“选举民主”
不适合中国国情、如果任其发展执政党就会沦为“在野党”
等等[13]。
从中国国情看，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授权民主和党政关系的处理上。
也就是说，在这其中有两个最关键的环节：一是在民主体系层面上，要重点推动授权环节的民主；二是在党政关系层面上，要实现党政职能分开。
以前者为例，授权民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说穿了就是要通过选举，由老百姓向掌权者授权，县以下先推行直接选举，让政府官员真正对选民负责。
以后者为例，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党政关系，而党政关系的核心并不是要不要党的领导，而是怎么领导更科学。
他认为，所谓领导就是“领着、导着”
，对于执政党来说，执政党和政府之间不应该是上下级关系，而是要渗透到整个公共权力的运行环节中去，对每个环节都施加影响，但又不破坏公共权力的逻辑关系。
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执政党可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赋予政府权力，让政府为老百姓服务，再由老百姓去评价政府，从中判断老百姓对政府是否信任。
执政党的领导作用，不是体现在与政府之间有一种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而是要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尊重人民选择。
否则，如果政府既要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又要向党负责，那么在党组织直接掌握政府人员任免时，政府当然会选择首先服从党的指令。
这样一来，也就很难避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
了。
从这个角度看，“党管干部”
和“人民当家作主”
并不矛盾，而是有机统一的。
放眼全球，执政党管干部天经地义，但这里的管不是管“具体人头”
，而是管“政策方向”
。
目前我国实行的这种党政关系模式，是当年直接照搬照抄“苏联模式”
而来的，而这种苏联模式的出现有其特殊性。
具体地说就是，当时的苏维埃在成功夺取政权后，严重缺乏管理人才，所以只好大量留用旧政府职员；为了防止这帮“资产阶级分子”
、“小资产阶级分子”
改变国家体制，所以专门建立党组织来一层一层地去控制他们，这样就形成了党政两套机构并存、共同行使政府职能的体制。
不用说，我国目前的国情完全不是这样，所以这种体制应当到大力改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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