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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通过“维稳”
实现了暂时的社会控制，那又怎么样呢？依然会因为缺乏公平、公正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因素。
说穿了，这种“维稳”
怪圈在体制内。
正如浙江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王慧所说：“稳定是全体国民所共同拥护的，百姓不喜欢动乱，官员也不会喜欢。
可是，对于如何求得‘稳定’，想法恐怕各异，而对于‘稳定’本身含义的理解也可能有差别……百姓希望的稳定，指的是‘稳定的生活，稳定的职业前景，稳定的收入，稳定的物价，稳定的晚年保障’，而官方所追求的‘稳’，却以无人闹事、最好无人上访为目标。”
所以不少地方官员透露“虽然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上逐年增多，但一些地方维稳压力仍然越来越大。
个别地方相关部门借维稳之名打压上访者、干扰司法，掉入‘维稳’怪圈。
70%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目的异化，官员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
[6]
由此可见，这种“维稳”
手段不是恰好与其目的背道而驰吗？
第三节 分配不公成社会主要矛盾
纵观我国各种社会动**因素，主要根源在于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分配不公，这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不可忽视的矛盾。
如果这个矛盾不解决，社会动**因素必将长期存在，并且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道障碍。
从数据看，这些年来我国每年创造的国民财富高达30多万亿元人民币。
可是，这些财富究竟如何在政府、企业、居民之间合理分配，尤其是如何让劳动收入与经济增长速度匹配，同时又不断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呢？这就涉及到制度选择问题了，政府在这方面责任重大。
不用说，不同的经济体制、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对全社会的财富分配造成重大影响。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收入分配形势相当严峻，并且正在破坏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最近40年来的全球各国看，凡是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并且成为把它们拖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拉手之一。
在我国，这种分配不公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
以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为例，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一直保持在3.3以上，并且没有任何缩小迹象。
再以贫富差距比为例，中国改革基金会2008年的研究表明，当年我国10%最高收入组家庭的实际收入是10%最低收入组家庭实际收入的55倍。
在城镇，这一收入比已经从2005年的9倍扩大到2008年的31倍[7]！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过低，“在很大程度上是劳动力资源配置转型不到位，劳动力市场运行不规范，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合理发挥作用的结果”
。
举个例子来说。
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滞后，党政机关公务员至今实行退休制度、公费医疗，再加上1998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多次上调工资，导致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实际工资差距越来越大，这就很不正常。
关于这一点，近20年来一直有人在提，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体制仍然没有实质性改革，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再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国有垄断企业尤其是其中的大型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国家财富企业化导致职工收入大幅度增长，与其劳动贡献很不匹配，以至于我国的行业平均工资差距从过去的2倍左右扩大到现在的6倍左右。
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也很不彻底，导致政府收入比重过高，这同样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重要原因。
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钱都被政府收去了，剩下的还怎么够分呢？
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所说：“即使按最保守的口径，中国各种税收加上非税收入，各级政府拿走了GDP的三分之一还要多。
从国际比较看，这一比例也并不低。”
据他测算，如果把2008年我国各级政府的收入进行统计，比例约占当年GDP的33.4%。
而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当年我国税收占GDP比重为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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