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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显而易见，这种思维是建立在以下错误观念之上的，那就是认为我们这个社会的矛盾已经到了非用暴力解决不可的地步，并且把“人民内部矛盾”
和“敌我矛盾”
等同起来了。
所以看到，越是“维稳”
的地方，社会矛盾就越突出，离社会稳定的要求就越远。
因为这只会使得问题积压在下面，无法暴露在阳光下得到公开处理，这和大禹治水“堵不如疏”
的道理恰好相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维稳”
一直是个不变的话题。
改革开放之初，“维稳”
主要是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20世纪90年代，由于企业改制破产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突出，“维稳”
主要是关注民生、促进和谐；进入21世纪后“维稳”
主要是防止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
然而，这些“维稳”
都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引发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使得多年的积案得不到解决，形成新的社会风险。
早在21世纪初，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的调查表明，当时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是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
现在10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这五大因素是得到了根本改善呢，还是其中有的问题更恶化了[5]？相信读者心中都有数。
从发展的观点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定会不断产生各种不稳定因素，这很正常，关键是要一个个加以解决。
如果旧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新的矛盾又出来了，就会使得问题日益严重，成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而这正是我国目前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社会冲突激化、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明显增多的原因所在。
尤其是当前我国已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陷阱中就有一个是“社会动**”
，这又使得我国的“维稳”
工作面临新挑战。
面对这样一个社会冲突多发期，如果我们不改变过去的惯有思维，依然沿用老一套“维稳”
办法，很容易栽倒在中等收入陷阱里。
要知道，社会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
甚至相反，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国家，要想得到真正的稳定，就必须让社会公众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群策群力，这样不但能消除心里的积怨，还能为建设国家形成合力。
道理很简单，许多群体性事件并不是政治事件，也不是刑事事件，往往只是利益表达和博弈的形式之一。
恰恰是他们的正当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才会出现这种无奈之举。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维稳”
不是不可以，但要有新思维，而不是如惊弓之鸟，把群众的利益诉求当作政治暴动来对待。
如果是这样，问题只会越来越僵。
放眼未来，我国的社会动**因素并不能简单地看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利益冲突等常规方面，而在于究竟是“法治”
还是“人治”
。
如果主要靠“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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