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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原因在于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回归目标没有真正树立起来。
试想，如果公立医院也要追求利润，“看病难、看病贵”
怎么可能解决呢？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同时加大在医药卫生方面的财政投入，大大缩小与其它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财政投入差距。
在此基础上，彻底放开市场，引入竞争。
从公众关心的义务教育看，以学前教育为例，一方面是目前我国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的呼声很高，当然现在并没能做到；另一方面是，我国在学前教育方面的财政性支出占GDP比重还不如巴西、印度、墨西哥等中等收入国家。
许多学前教育机构以盈利为目的，根本忘记了公益本质，这就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加强监管加以纠正。
除此以外，谈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方面的问题就更多了。
例如众所周知的“农民工”
概念已经今非昔比，从数量上看，“80后”
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40%，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生活、工作，所以政府完全应该在让他们融入城市方面努力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这同样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迫切需要。
也就是说，今后不应该再有“农民工”
的概念，“十二五”
期间非常有必要让农民工享受到市民待遇。
第四节 公共服务短缺的后果
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短缺，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构成一道障碍。
具体地说，公共服务短缺的后果表现在以下几方面[6]：
阻碍公平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基本公共服务是一个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
尤其是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中，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费用支出上涨大大超过中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
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公共产品性质的消费方面供给不到位，公共服务制度不健全，就会对这些家庭的生活消费产生严重挤出效应，表现为消费率下降、预防性储蓄增加；同时，扩大社会贫富差距。
从具体数据看，1990年到2008年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年平均增长幅度分别为21%和15%，比同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分别提高7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
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用于教育、医疗的额外支出对其它商品和服务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为5810.7亿元。
从国际上看，2001年全球高收入国家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达6%至8%，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值为4%，低收入国家平均值为3.7%，可是我国2008年才只有3.0%。
再从国家财政支出中卫生支出占GDP比重看，2001年全球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7.9%，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值为1.9%，低收入国家为1.2%，而我国2008年才只有0.9%。
再看同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高收入国家平均值为13.4%，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值为7.9%，我国2008年才只有2.3%。
从这些数据中看出，我国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差距不是一点点。
而这种基本公共服务短缺，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阻碍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
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提高全民素质、创造创新环境的基础，也是提高我国人力资源的重要保障。
如果基本公共服务短缺，就会阻碍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从而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目前，全球高收入国家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5%左右，可是我国只有35%左右，这就与全社会提供的基本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不够有关了。
数据表明，我国财政支出中每增加1元农村教育投入，能够使得农牧业产值增加8.43元，高于公共基础设施每投入1元产值增加6.75元的幅度。
刚出生的婴儿如果体重不足，将来成人后平均智商要比正常人低5到11个点，对他们的劳动能力会产生负面影响。
在过去40年中，全球经济增长中的8%到10%是因为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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