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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工及其家庭难以获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业已成为影响全国劳动力市场资源有效配置的一大障碍。
从中容易看出，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方面的不足，都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国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
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已经掉入国际警戒线，这很不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比较完善，这种贫富差距本来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缩小的，既能缩小初始分配造成的不平等，又能减少绝对贫困，这样就会有助于形成有效的社会安全网了。
而现实情况是，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已经形成城乡、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协调发展的巨大压力。
研究表明，我国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影响力要占30%至40%。
只占全国人口30%的城镇人口分享60%的政府卫生投入，2007年我国城市人均卫生费用是农村的4.2倍，2005年上海市小学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是广西的31.5倍、中学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是安徽的27.5倍，等等，这些都充分显示基本公共服务短缺和不平衡造成的这种不平等，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和谐发展。
不利于建立重大利益协调机制
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责任不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短缺，已经严重影响重大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不利于多元化利益主体享受到基本的国民待遇。
例如，上亿规模的农民工背井离乡跨省打工，就迫切需要全国一盘棋地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险、劳动关系、党团关系接续，制定全国一盘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包括人均支出标准、实物标准、设施人员配备标准、财政投入标准等，尤其是在养老、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等方面应该享受哪些权利，各级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承担哪些义务等。
不用说，因为牵涉到重大利益协调，所以这里必定会考虑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全国统一制度的建立。
也就是说，不同地区、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可以有差别，但制度应当全国统一并对接，否则哪里还谈得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呢？
明白了这些，或许就知道为什么我国30个省会（不含拉萨）居民会全都感到自己“不幸福”
了。
2011年6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共同发布的《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表明，上述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指数平均值为49.71分，最高的海口也只有55.08分，而从全国7万户居民家庭调查得出的及格线应该是75分。
这充分表明，虽然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0年，可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仍然处在“一般”
（50分）的水平，包括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得分仍然都没超过50分[7]。
[1]岳振：《医疗改革是保障民生之要》，《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3月15日。
[2]人的可行能力，是指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如吃、穿、住、行、读书、看电视、社会参与等）组合”
。
这是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重要观点。
他认为，人类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每个人可行能力的最大满足。
[3]迟福林：《中国人类发展入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惠及13亿人》，新华网，2008年11月17日。
[4]张旭：《迟福林：中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小康》，2011年3月3日。
下同。
[5]《保障房成国企各地公务员福利盛宴》，中央电视台“新闻1+1”
栏目，2011年5月19日。
[6]迟福林：《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变革：扩大公共产品供给的重点》，人民网，2010年10月25日。
下同。
[7]定军：《30个省会居民全部不幸福，教授震惊经济增长未起作用本》，《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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