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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它的不足之处。
总之，墨者对于惠施和公孙龙的名辩思想既有分析评判，也有肯定和吸收。
没有惠施和公孙龙的辩学，便没有后期墨家的逻辑学。
从惠施到公孙龙再到后期墨家，是人类从一片面真理（正）到另一片面真理（反）再到较为全面真理（合）的辩证发展过程，每一个过程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三）其他诸家的批评和误解
不过，对于名辩思潮，当时和后来的主流学术界却有另一种声音。
据说邹衍曾作为齐国使节路过赵国，主政的平原君请出公孙龙及弟子綦毋子等人，让他们论白马非马之辩，然后问邹衍如何看法。
邹衍也不客气，径直给予否定，认为不可行。
他说：“所谓辩论，目的是分别不同事物，使不相妨害；条理不同见解，使不相干扰；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明白，而不是相互迷惑。
所以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也能得其所求。
如果是这样，辩论还是可为的。
可是到了凭借文字繁复，依靠装饰言辞，使用机巧譬喻来相互倾轧，援用声望以妨碍对思想的理解，那就有害大道了。
在这样缴绕纷乱的概念辩论中竞相争胜，这不能无害于君子。”
邹衍的这番话说过后，“在场的人都称善”
。
在这个故事里，看不到白马非马论的具体辩论情况，邹衍强调辩论的目的是分别事物，使不相妨害，这似乎应该属于“制名以指实”
的那一派。
不过，他认为公孙龙之流只在概念中做无尽的论辩，妨碍君子的大道，这又多少使人觉得他是根据人伦日用的标准来看待逻辑学的，或许他就没有完全弄懂白马非马论的题旨。
《庄子·天下》篇记载公孙龙“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惠施“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
，“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
，似乎肯定辩者的辩术，但对辩论的功用和社会后果又表示不屑。
大体也是以实用的观点来看问题的。
荀子对名辩思潮也进行了批判。
他指出：“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27]又说：“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
[28]可见，荀子承认辩者的智慧，也承认辩说的清晰，对他们在学术上的见解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他本人也曾主张“君子必辩”
。
不过，他更认为，相对于政治实用的功利目标来说，这些都是不必要的。
他认为君子不应满足于这样的察辩，而应该另有所止，那就是“正名”
！
荀子认为，名是由王者制定的，“名定而实辨”
，名分确定了，事情才会清楚（这个见解与邹衍的观点相近），民众才会统一于政令。
可是当时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
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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