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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年号的设置。
公元前113年，有人在山西挖出一个宝鼎，汉武帝据此将当年定为元鼎元年，并对之前的在位之年追加年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
其次，武帝还订礼制，修历长。
汉武帝根据五德终始说推断，汉朝代秦而立，应该是土德，因而要尊崇黄色，并且还要改变历法。
原本使用的历法是以十月为一年之首，汉武帝命司马迁等人重新制定了历法，以每年的正月作为一年之首，称为太初历。
相对来说，太初历更加科学，也更有利于指导农业生产。
此外，汉武帝还多次举行封禅大典。
封禅这种典礼自先秦时代就有，到汉朝，封禅之说成为封建帝王用来神化皇权、加强思想控制的一种手段。
汉武帝时期所举行的封禅，次数要多于始皇帝时期，因而耗费也更加巨大。
图15.8扶风纸。
西汉。
1978年陕西扶风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文化的繁荣首先必须是文化的普及，汉武帝时期抬高儒学地位，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儒学，客观上来说，是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的，这当然会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同时，文化的繁荣并不是文化的专制。
汉武帝时期提倡儒学，实际上并没有废除或禁绝其他学说、学派的流传，这一点与始皇帝时期的思想专制迥然不同。
首先，汉武帝时期官方的统治思想虽然表面上是儒学，但却是包含了法家学术的儒学，是一种外儒内法式的思想统治。
从用人来看，汉武帝时候著名的酷吏不少，张汤、杜周等人都深得汉武帝的信任，这些人都不是儒学出身，而是以任法著名的。
即便是汉武帝所任用的儒臣，如公孙弘，在做丞相之时，也并不完全以儒术为宗，而是“外宽内深”
，兼用儒法。
其次，汉武帝时期的一些名臣，也有不少是专治儒学之外的百家之学出身的。
受到西汉前期的影响，治道家学说的还有不少人，如汲黯、郑当时、司马谈等；又比如主父偃，本是学纵横之说出身的；韩安国曾经学过《韩非子》以及一些杂说，没有学儒学的记载；即使是喜好儒学的田蚡，本身所涉猎甚广，并非纯粹的儒学出身。
因此，汉武帝时期的思想界，是以兼采诸家的儒学作为官方之学，但同时并不禁绝百家之学在民间的流传，甚至有才能的人还能得到重用。
所以，汉武帝时期可谓人才鼎盛，一时俊彦几乎都集中在朝廷之中，儒臣有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等人，经济人才有桑弘羊等人，军事人才有卫青、霍去病等人，外交人才有张骞、苏武等人，法律人才有赵禹、张汤等人，文史学术人才有司马迁、司马相如等人，《汉书》作者班固赞叹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的确不是虚言。
相对于始皇帝时期而言，汉武帝时期的文化政策相对开放，也更能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
在文化繁荣的基础上，学术也取得了斐然的成就。
首先是鸿篇巨制《史记》的问世。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
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迁的家族世世代代为周王室的史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初年担任了太史公一职，主管天文、礼仪并搜罗和保存各种文献典籍。
司马迁能够写成《史记》，家庭的熏陶是很重要的。
大约在公元前129—前128年，司马迁十八九岁的时候，开始跟随当时的大学问家董仲舒和孔安国学习《春秋》和《尚书》，为他将来的史学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读了万卷书，司马迁也行了万里路。
在学有所成的基础上，司马迁几乎游遍了祖国的大好山河，这更为《史记》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公元前126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开始了他游历的过程。
他首先经陕西（省份范围均以当今为准）到湖北、湖南，考察了屈原投江的地方；在江西和浙江，考察了关于大禹的传说；在山东，考察了孔子的故乡，体会了孔子的遗风；在江苏，他听到了许多关于淮阴侯韩信的传说，考察了西楚霸王项羽的家乡——彭城，他又到过许多西汉开国君臣们的故乡——沛县，听到了关于刘邦、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的故事；在河南，又听到了秦国攻打魏国时水灌都城大梁的故事。
此次游历结束后，司马迁以郎中的身份随侍在汉武帝身边，随汉武帝多次出巡，不论是祭祀山川神灵，还是率兵北巡、访察各地、治理泛滥的黄河等，都从各自的角度扩展了司马迁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知识。
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地区，代表汉武帝巡视和安抚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
在这次出使过程中，他对西南地区的风土人情又有了直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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