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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州部的小官吏，拿着兵器，执行公法来搜捕奸人，这时他竟恐惧起来，改变品行。
所以，父母之爱不能够教育好子女，一定要等待州部的严刑。
可见，人们骄纵于关爱，却服从于**威。
所以，明主要严刑峻法。
寻常的布帛，一般人也不会放手的；正在熔化的黄金，即使是盗跖也不会动手去拿的。
可见，无害时，蝇头小利也不会放弃；有害时，百镒黄金也不会动手。
所以，明主一定要严格诛罚。
而且，赏赐一定要丰厚而诚信，让人民以它为利；惩罚一定要沉重而严格，让人民感到恐惧；法律一定要统一而固定，让人民知道。
君主施赏不要随意变化，行诛不要轻易赦免。
而且赞誉要跟着赏赐，谴责要随着惩罚。
这样，不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会竭尽其力了。
正是根据以上分析和考虑，韩非才提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49]。
这句话竟成为法家的著名主张。
仔细想来，韩非批评性善论，其实质是对儒家的人格独立论发起了猛攻。
儒者赞扬士人的“弘毅”
精神，孔子讲求“士可杀不可辱”
、“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50]、“朝闻道，夕死可矣”
[51]。
孟子则树立了“大丈夫”
的形象，推崇“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人格独立精神。
孟子和荀子都有历史不变论的倾向，也有人性不变论的倾向，不同的是，荀子主张性恶论，其思想中因时、因事，即随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素更多一些；而性善论认为道德之善发自本性的善良之端，它不受外在条件的左右，是稳固不变的。
在韩非看来，这对君主的极权是不利的，因为君主使用臣子，心里是想把臣子当作奴仆或者当作驯养的鸟兽或鹰犬，不许他们的内心有任何不可动摇的东西。
我们知道，韩非拥护官僚制度，甚至指出官僚制度下君主与臣子的关系是一种买卖关系，即商品交换关系。
商品关系的基本精神是等价交换，这说明官僚制度本身体现了一定的平等精神，是时代进步的体现。
可是，为了驳斥儒家对士人独立人格的赞扬，韩非却又把官僚制度理解为主人和奴隶的关系。
由此可见，韩非的思想出现了矛盾。
这说明，在改革的根本问题上法家思想是不彻底的。
相比而言，在维护官吏的独立人格上，儒家性善论和历史不变论更能体现时代精神，同时也说明，法家对儒家的批评，并非都是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
从另一个方面看，在受到道家和法家猛烈批判的过程中，儒家也在不断地做着自我调整和完善的工作，并且取得了重大进展。
荀子的“治气养心”
之术和“隆礼重法”
主张就是在吸收了道法两家思想之后形成的（这在下节关于荀子对先秦学术的总结批判中给予说明）。
西汉中叶，董仲舒吸收黄老思想，重视法治和刑名之学，汉宣帝声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些都是儒家对来自道家和法家的批评所做的回应和超越。
三、道法两家之异同及与儒家思想的相通之处
道家和法家虽然批判儒家，但他们与儒家在思想上仍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也是必须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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