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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尹认为对君主来说他表现了正直的品德，但对于父亲来说却是邪恶的。
于是，判了他的罪。
由此可见，君主的直臣，却是父亲的暴子啊。
鲁国有个人随国君出战，每战必逃，孔子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有老父，我若死了，就没有人养活他了。”
孔子认为他孝顺，便向上级推荐他当官。
由此可见，父亲的孝子，却是君主的叛臣啊。
可是结果呢？令尹处罚检举者，楚国有奸邪就再也无人举报了；仲尼赞赏孝子，鲁人就更轻易地败逃。
韩非的目的是要说明，儒家宣扬孝道，其实是对国家利益的破坏。
这就叫作“儒以文乱法”
。
据此，他认为行仁义的不要给予赞誉，赞誉他们就会妨害君主的事功。
韩非的这个观点有理论意义，他把国家（君主）利益和个人（臣民）利益的冲突揭露出来，向宣扬君民利益一致的传统政治和伦理学说提出了严正的挑战，朝着辩证地看待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其次，对儒家历史观展开批判。
商鞅曾在变法过程中批驳过甘龙、杜挚等人宣扬的历史不变论，坚信历史是变化的，这就为变法革新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前提。
韩非同样把儒家的历史不变论作为批判的对象。
韩非的老师荀子主张礼治，为了说明礼的永恒性，他宣扬“古今一度”
，古与今有共同的认识标准。
韩非在《五蠹》篇中明确地提出古今是变化的，而且变化是有阶段的。
他从环境的挑战与人类的应战、人口与资源、生活标准和道德观念、政治形势与施政方法、人性状况与治理措施等的关系出发，论证了古今阶段不同，观念和策略也相应地不同的道理，提出了“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46]的著名论断，在历史观上为变法革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最后，批判儒家孟子的性善论。
商鞅学派根据性恶说对儒家的德治主张提出批评。
《商君书·错法》说：“人君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
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
“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
《五蠹》认为“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
。
可是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呢？
人在婴儿时，父母不细心养育他，他长大后便埋怨父母；儿子长大成人，供养父母不足，父母就会生气而责备他。
儿子和父母，这是至亲啊，居然又是责备，又是埋怨，原因就在于他们都相信人是互利的而没有做到啊。
[47]
父母对于子女，生了男孩则相互庆贺，生了女孩则杀掉。
他们都是父母所生，可是生男则受贺，生女便杀掉，这是考虑将来的便利，做长远打算啊。
可见，父母对于子女，犹且用计算之心来相待，何况那些无父子恩泽的呢！
[48]
治理国家一定要根据这样的人性状况来进行。
不成器的儿子，父母对他生气，他却不改；乡人责备也不为所动；老师教育也没有什么变化。
父母的爱，乡人的品行，师长的智慧，这三者加在一起，都未能撼动他一根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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