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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事实上，不论伯夷的殉仁义，还是盗跖的殉货利，都是“残生损性”
的，两人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两样，那又何必分为君子小人呢？
可见，所谓君子小人，所谓仁义货利，其实是受了社会制度的支配造成的。
因此，庄子反对这样的社会制度。
庄子说过：“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
[38]前两句的意思是说：人世间称作君子的，是那些拘于礼法的，可从上天看来，拘于礼法却是束缚和损坏天性的；束缚天性就是对自然本性的戕害，既然是对自然天性的戕害，那就不能从人世间的观点来称之为君子，而只能说这是小人。
后两句的意思是：有不为世俗之礼，又不知死生先后，却怡然自得的，这样的人本是上天希望的君子，可是从人世间的见解来说，不能对现实有所作为，又不守礼法，因而只能说是小人，怎能说是君子呢？
对此，庄子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种“残生损性”
的礼法，这种分别君子小人的社会制度，究竟是谁造作出来的呢？当然是所谓的圣人了。
就是仲尼、曾参和史鲉这班儒家的圣人了。
他们用心于仁义，致力于礼乐，迷惑人民，使人局促，不能像天地万物那样怡然自得地生活。
于是，他终于发出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39]的呐喊，宣称，圣人造作的一切有损本性的物质文明，都应予以摧毁。
总之，道家反对儒家的仁义和礼乐，这与他们的基本问题相关。
老子“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
[40]名利和人本身哪个更值得珍视？得与失，哪个更有害呢？从“长生久视”
的观念看来，老子自然是主张身体比名利更重要，得与失哪个更有害，这要看哪个对人身更有害。
庄子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当然也是道，即自然的天性或曰天然的性情，他所追求的“无待”
境界，他所赞颂的“真人”
、“至人”
、“神人”
，都是拥有这样的道德修养的个体，即保持自然天性或天然性情的人。
这样的人，不论是隐居山林，还是身处俗间，都会是一个在本性上认真与执着、在俗务上淡泊与豁达的个体。
二、法家对儒家思想的批判
三晋法家倡导激进的社会变革，李悝的情况史料缺失，不好详说。
商鞅变法曾遭到甘龙、杜挚等人的批评和阻挠，变法过程中，儒者赵良以《书》之所言“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对商鞅的所作所为狂加诅咒，商鞅不为所动。
《史记·商君列传》和《商君书·更法》都有记载，已见前文所述。
韩非有言：“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
[41]可见，焚毁儒家奉为经典的古代文献在商鞅时代就曾经实行过。
商鞅为什么对《诗》、《书》采取如此严厉而过激的禁绝措施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尊崇《诗》、《书》，鼓励人们从事知识传授活动，就会打击农民从事耕作和战士投身行伍的积极性，妨碍农战政策的落实。
《商君书·农战》：“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
《商君书·农战》还指出，现在都城中人民都说：“农战可以避免，还可以取得官爵。”
因此才干杰出的人物都要改业，努力去学习《诗》、《书》，追逐国外势力，上可以取得荣誉，下而可以追求官爵。
渺小的人物就经营商业，搞手工业，都是为了避免农战。
有了这些情况，国家就危险了，人民受到这样的教育，国土必定被敌人侵占。
把尊崇《诗》、《书》说成是导致国家危亡的罪魁祸首，除了彻底绝灭，还能采用什么手段呢？
《商君书》对“六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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