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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在春秋战国之际，社会上出现了大批靠一技之能谋求生存的士人，特别是随着私学的发展，德才兼备的新型文士大量涌现。
这为各级统治者招揽行政管理人才提供了可能。
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具备了，官僚制的出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官僚制之所以实现，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是一个重要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雇佣关系在生产和生活的很多领域中存在着，“庸客”
、“庸夫”
、“市佣”
、“庸保”
等就是当时对雇佣劳动者最为普遍的称呼。
在行政管理机构，只要给予一定的粮食作为报酬，就可找到有才能的士人。
反过来，只要能得到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报酬，就可出卖自己的才能为官府服务。
官府有用人的需求，士人有干禄的需求，两相情愿，买卖即可成交。
春秋后期，孔子在鲁国和卫国担任官职，就享受6万斗粟的俸禄。
他的弟子中有许多在大夫之家担任家臣并享受俸禄。
孔子教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担任官职的人才，他说过，“学也，禄在其中”
[9]。
当时人已经清楚地看到，君主与官僚之间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
[10]的交换关系。
战国时期各国普遍以粮食作为官吏的俸禄，也有少数国家同时保留以田地的租税收入作为俸禄的做法，例如，齐国就曾以“田里”
作为俸禄，官员离职时“收其田里”
[11]。
君主与臣下通过交易而形成的这种管理体制就是官僚制度。
战国时期各国都在中央和地方实行官僚制度，行政管理体制与以往有了明显的区别。
战国七雄官制名称各有不同，但大都按照“官分文武”
[12]的原则设置文武两班。
文官以相为首，称相邦（汉朝避高祖名讳而改称“相国”
）、丞相、宰相。
武官以将为首，与春秋时期诸侯国由卿大夫同时掌握军权和政权的制度已经不同了。
这样做，既适应了行政管理专业化的需要，又可以分散大臣的权力，造成文武官员的相互监督和制衡，有利于君主集中掌握权力。
只有楚国仍沿用旧制，以令尹为最高行政长官，楚国还有柱国、上柱国的官职，地位仅次于令尹，两者还没有完成文武分职的过程。
此外，一些国家还出现了掌管军事的国尉和担任君主秘书兼监察职责的御史。
这些对后代官僚制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官僚制度确立的同时，无论是对中央的文武长官，还是对郡县的主要官员，实行有效的管理就非常有必要了。
因此，对官吏的选拔、任用、监督、考核等制度也发展起来。
当时选拔官吏有5个途径：一是臣下向君主荐举；二是士人自己通过上书和游说得到任用；三是凭借功劳得到任用和升迁；四是从侍从的郎官中选拔；五是中央和地方长官选用下级官吏。
为了加强对官员的管理，确保政令的畅通，当时各国实行玺符制度。
玺即官印，铜制，相邦的玺印是黄金制作，任命时授给官印，免职时就要缴回。
玺更多的是用在公文传递中，起凭证的作用。
官府的命令或往来公文写在竹简或木简上，卷起后用泥封住收口处，这块泥叫作封泥，然后用玺在封泥上压出印迹作为凭信，否则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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