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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御史台为中央最高而且是唯一的监察机构，居中京师，监临中央百司百官，对地方则采取不定期派使的方式进行监察。
安史之乱后，原有的出使和风闻两种途径，已不能有效地监察新兴的藩镇和日益被藩镇所控制的地方州县了，财政使下的巡院具有直属中央、常驻地方，遍及诸道、人员精干、效率较高等几个特点，因此，中央在逐步扩大巡院的财政管理权的同时，也逐步扩大了巡院的监察权和司法权，弥补了采访使地方化后御史台鞭长莫及的缺陷，将地方上财政、监察、司法三个关键大权掌握在手中。
隋唐通过科举制和铨选制，确立了中央选拔人才，确定参选资格、选用标准、考试内容、录取程序等基本原则，扩大了统治基础，延揽了一批家世不显、但富有才华的英才，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
北宋以武力兴国，但建国以后重视文教，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建立了糊名、锁院、誊录等制度，使“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的选拔原则得到比较彻底的实现。
“以文治国”
成为宋朝历代尊奉的“家法”
。
唐朝确立的考课制度，有对官德的考核“四善”
，有对具体职任的考核“二十七最”
，是历代考核官吏的典范，虽然最终流于形式，但其中蕴含着统治者将理想付诸实践的努力。
三是各项制度的调整与改革。
如城市管理制度从具有典范意义的坊市制走向街市制，从而使得城市的发展更具活力和吸纳力。
租庸调法从完善走向崩坏，促使财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后施行的两税法，在征收对象、征收内容和征收方式上都进行了改革，奠定了此后历朝财税征收的基本原则。
如果说先秦、秦汉属于上古时期，3—13世纪的历史就是走出上古时代，进入中世社会，大步向近世社会演进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以形成到鼎盛，再进入隋唐时期的“止取今日当朝官爵”
以为高下的官僚政治。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乌衣巷》）的梦想经过科举制度的锻造，在宋代终于梦想照进现实，完成了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彻底转变。
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流入生产领域，加速了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分化，加速了土地的流转，即所有权的流转，也加速了财富的转移，正所谓贫富无定势，唐人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著名诗句，一是感叹曾显赫一时的门阀士族的辉煌不再，二是感叹贫富无定势的时代变迁。
“田制不立”
在先，才有“兼并不抑”
在后，并由此带动了整个社会阶层的变化。
隋唐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新老门阀士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相对封闭和凝固的社会等级结构被打破。
过去门阀士族拥有政治仕途上的垄断特权，所谓“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2]，经济上的大土地所有制，拥有着大量不受国家管理和控制的依附人口，通过婚姻、文化等，形成封闭型的社会等级和结构，逐渐解体。
科举制的产生和确立，最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门阀士族的衰落及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租佃制的发展，雇佣劳动从民间走向官府（普遍化）。
这些都是建立在土地自由化程度加深的基础之上的，贵贱、贫富观念的变化亦是由此而衍生的。
宋代的“贫不必不富，贱不必不贵”
[3]，“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
[4]，既表明了社会阶层的变化，也表明了社会结构和财富流转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价值观发生的带有颠覆性的变化。
这一历史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和变化，属于精神文明的层面，内涵丰富，有三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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