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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建立新朝,实行改制,其初衷未必不善,但它脱离实际,扰乱了社会秩序,激化了矛盾,引起反抗,很快就灭亡了。
东汉建立初期,几代皇帝都能励精图治,政治较为清明。
经统治者积极倡导,儒学发展迅速,学校遍布郡国,儒生队伍日益壮大,形成累世业儒的士族。
东汉王朝沿袭西汉“以孝治天下”
的传统,太后权力仍然较大。
再加上时运不济,君主大多寿命短浅,结果太后临朝频频出现,外戚专权时间长久;小皇帝长大后,便联合宦官,攻灭外戚,夺回权力。
东汉200年,就这样成为皇帝、外戚、宦官残酷厮杀的恶性循环的历史,再加上所谓“清流”
的士人队伍依附外戚,使斗争变得愈加激烈和残酷。
腐朽黑暗的王朝政治,偏偏又碰上连绵不绝的气候恶劣,天灾频繁,人民生计无着,流离失所,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
随后,镇压起义中形成了军阀集团。
皇权、外戚、宦官在新一轮斗争中几乎同归于尽,最后都落入军阀手中,东汉王朝也就从统一走向分裂,被魏、汉(蜀)、吴三国取代。
不久,曹魏攻灭蜀汉,却又为西晋所夺取。
最后,西晋灭掉吴国,统一局面再次实现。
3—13世纪,经过西晋再造的短暂统一,中国历史进入了朝代更迭最频繁、民族融合最显著、人口迁徙最剧烈、中外思想文化交流最广泛的历史阶段。
中国古代文明在不断更新中有了更深厚的积淀。
在这个积淀的基础上焕发出极其巨大的创造力,它的最大成果,就是雄浑盛大的唐代文明和典雅婉约的宋代文明的出现。
史家陈寅恪先生有言:“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1]揆诸历史可知,从魏晋南北朝到宋代,中国古代社会从相承之旧局面,逐步走向开启的新局面,中华文明的演进也出现了阶段性的新特点。
在政治文明上,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唐太宗确立的“民为国本”
的基本理念和宋朝形成的“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
的政治格局。
一个属于立国的基本原则,一个属于治国的基本格局。
经历东汉末年以来近400年的分裂,感受到隋末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唐太宗对如何立国、如何治国有着深刻总结和反省。
《贞观政要》是唐太宗君臣对话的实录,流传千古,它反映的立国、治国理念,是传统社会对君民关系的最深刻、最理想的归纳和阐释,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走向巅峰的标志。
宋代以“祖宗之法”
治理国家,形成“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
的政治格局,建立了典型的文官政治。
制度文明的建设和走向成熟,是这一历史阶段的第二个特点。
其表现有几点值得重视:
一是制约、制衡与分权机制的形成与有效运转。
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宋朝的三司二府,决策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军权的拆分,谏官、言官系统的建立与完善,对君权、相权、兵权、司法权等的制约都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和完善的。
二是监督和考核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唐朝的中枢决策、行政、监察、勾检是互相平行,又互相牵制的四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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