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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早的作家中，愿意或者说从内心接受延安讲话所提出的文学理念的，丁玲或许能算作其中之一，但她在这段时期里也只写了几篇小说。
新文学也促使新作家的出现，比如赵树理（1906—1970），他特别成功，受到党内负责文学的周扬的特别扶植。
周扬认为赵树理是毛泽东文学创作思想成功的例证。
在自己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斥责旧的婚姻制度是压迫。
他的小说《李有才板话》[223]讲的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斗争，其中包含了民间口头文学传统的元素，有的时候非常幽默。
以板话为武器对抗地主的李有才，与旧时的讲书传统产生了联系。
在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1946年）[224]中，赵树理描写了一个农民在1928年至1945年间的经历，这个农民饱受代表旧社会的各种反派人物的折磨，直到他遇见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年轻知识分子，才重新对未来燃起了希望。
这部长篇小说描述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作品以日本战败为结束，并号召人们全力投入打倒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斗争中。
延安的政策被宣布为正式路线之后，大部分的作家在最初几年中或保持沉默，或表现得非常谨慎，这种表现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也是很好解释的。
那些承继英雄文学传统的中短篇及长篇小说倒是繁荣一时，其中一部分作品使用了比较早的素材，例如《水浒传》，或者模仿这类小说的结构。
这些作品中就包括以诗歌出名的冯至的小说《伍子胥》（1946年），或是丰村（原名冯叶莘，1917—1989）的小说《大地的城》。
在《伍子胥》中，冯至用诗意的语言描写了生活在一个丑恶世界里的种种困苦，并得出结论：好的政治应该能将各种关系进行整理，使“善”
占上风，而人们不必再受苦。
[225]丰村在作品中描述的是20世纪20年代初一个秘密组织、几队农民军和军阀之间的斗争。
直到1945年之后，较早的作家中才有几位又有作品问世，这些作家在他们作品里试着满足延安的要求。
在创作方面，他们多以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范本，例如周立波（1908—1979）和他的小说《暴风骤雨》。
这部作品发表于1948年，讲述的是农村土地改革和东北一个村庄里发生的故事。
[226]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讲述的同样是土地改革，此外还有作家欧阳山以及上文中提到过的赵树理和他的《李家庄的变迁》。
这一时期还有几部描述工人生活的小说，此外，还有一些类似钱锺书《围城》（1947年）的、不是很能体现共产主义的作品。
《围城》被一些评论者认为受到了英国文学的影响，从特征上看“很不中国”
。
巴金的《寒夜》（1947年）和师陀的《结婚》（1947年）讲的都是中产阶级面临的问题，此类的作品还有以诗歌出名的李广田1940年在昆明动笔创作的小说《引力》（1946年），作品讲述了一个女教师的故事。
随着中国共产党掌控了全国的局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的成立，由中央统一领导的文化政策也具备了机构化的条件。
[227]在文学作品的发表和传播方面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管理出版发行的委员会。
[228]除去旧的大众媒体，新大众媒体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凸现出来，例如连环画、杂志、广播、电影和几年之后出现的电视。
1958年9月2日，第一个国家电视台正式开播。
[229]
与农村土地改革不同，与军队和战争经历相关的题材很快就不再占据核心位置，但与这类题材相关的作品数量还是很多的，这也是因为有很大一部分人对英雄小说的热情始终不减，只不过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多为富有抗争性的英雄，而新文学中则主要是工作中或党内的英雄。
[230]
最早描述工人生活的小说就包括发表于1948年的《原动力》，小说的素材来自作者草明（1913—2002）在东北工厂的经历，当时她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在工厂里领导工会。
[231]作品讲述了一群勤奋努力的工人如何使被日本以及国民党军队部分破坏的发电厂重新运转起来的故事。
在经验丰富的工人老孙头的带领下，工人们组装起已结了冰的机器，修好了发电厂的设备；但这时，发电厂里来了一个新厂长，人们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和误解。
小说情节随着机器开始运行时突发的火灾而达到**。
依靠工人们的努力，发电厂的设备重新被修好，在这个过程中，老孙头和厂长也谅解了对方，发电厂可以非常顺利地运转了。
在这部带有明显教育含义的作品中，机器和设备被放置在周边的自然环境中，以展示它们的魅力，这一点体现了工业化时期的审美取向。
四川作家艾芜在195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中同样描写的是工业生产的美。
艾芜早期以短篇小说著称，但也创作了一些长篇小说，艾芜的作品主要描写的是农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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