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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嵘在评论中明确地以前代著作（例如刘向及其子刘歆的《七略》）中的分级分类为依据。
被他当作范例的还有撰写于公元235年前后的刘劭（190？—265）的《人物志》，以及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诸多著作。
在钟嵘的时代，这一类的分级显然非常受人欢迎，而各种各样的艺术门类都有类似的分级，不仅仅包括书、画，还包括与诗歌一样被视为体现天地秩序的围棋，沈约和柳恽（465—517）都曾经写过《棋品》。
在钟嵘的时代，文学领域呈现出分化的局面，人们对沈约及其所属文学圈推行的韵律及平仄规则观点不一。
一些思想比较保守的群体与思想较新的群体形成对立。
前者的代表人物包括裴子野（469—530）和他的模仿者，这些人坚持的是古老的朴素风格。
还有一些人继承了谢灵运的风格，《文选》的编订者萧统有段时间也曾拥护过这种风格，这些人试图调和新派和保守派的分歧。
对某个人的文学作品的评判会直接影响到此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所以公元5世纪晚期和6世纪早期的诗学著作并不是产生于艺术的象牙塔中的，而是在当时的政治以及文学世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时所有的人对此都心知肚明，钟嵘在《诗品》的三篇对沈约表现出敌意的序言中就提到了这一点：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
随其嗜欲，商榷不同……准的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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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篇序言中，钟嵘说到了前代的文学批评：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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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之后的大多数文学评论家一样，钟嵘也认为建安时期是最具有文学创造力的时期，之后，文学就开始走下坡路。
在《诗品》的第一篇序言中，钟嵘这样评论后来的文学作品：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
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爰及江表，微波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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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后来的陈子昂（659—700）和李白，也将建安文学作为优于之后数代文学的典范而大加赞赏。
如果我们对他们的诗学概念的理解没有错，那么人们似乎很喜爱这种酸涩与优美的脆弱之感。
按照钟嵘的看法，文学作品应该能够直接反映自己心中的情感：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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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钟嵘的诗学理论强调个人的情感，但是从公元5世纪末开始，写作技术方面的因素在诗歌艺术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对于约定俗成的意象和题材的使用压制了独特性和个人的想象力。
江淹就是一个例子，他因为模仿前代人的诗作而进入了文学史，但也有一些关于他的故事，说是诗人郭璞曾在梦中拿走了江淹的笔，而江淹一夜之间就失去了作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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