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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研究亟须大力加强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中国的地域辽阔，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极大；二是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把明代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做简单的概述只能使明史研究局限于常识的范围；三是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不对明代少数民族的状况展开深入研究，明史研究就很难摆脱汉族史的陈腐褊狭格式。
从可行性来考察，开展地区、部门和专题的历史研究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历代文人学者、官府留下的文献资料，反映不同风格的建筑、工艺等的文物之多在世界上罕有其匹。
特别是明代以后的文化遗存数量之多更是惊人。
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振兴，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大批建立，专业人员和业余队伍的大幅度增长，中国通史和明朝断代史将成为基础学科，主要力量必然转向地区、部门和专题的研究。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乡土研究的传统，只是这种研究被把持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手中，不能形成科学的体系。
近代以来，某些外国学者曾致力于收集、整理我国边疆地理的沿革资料，其目的显然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针对这一情况，我国的一些爱国学者也加强了边疆地理沿革的研究，运用无可辩驳的史实论证北部、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和东南许多海洋岛屿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
他们的劳动对于维护我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做出了贡献。
近年来，国外学者出于加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兴起了一股地区性研究的热潮。
他们把自己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中国某一地区（如太湖地区、江南市镇或者某一省、某一市县）的历史变迁，研究和叙述的内容常是从明初到现在，其中又往往侧重于所研究地区的某一领域（大多是经济、社会方面）。
这种研究方法虽然有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从发表的成果来看，它确实是把研究工作引向深入的重要途径。
更重要的是加强地区的纵向研究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我国社会发展过程的缩影，有助于开展整个明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动态研究。
譬如说，我国在历史上因天灾人祸常常导致社会的停滞和倒退，在原先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可能出现赤地千里、林莽丛生、人烟稀少的状况，而在若干年以后由于移民、人口自然增殖、垦荒、政府实行的鼓励生产的休养生息政策（如若干年内不科征钱粮，提供耕牛、种子、农具以及兴修水利等），这些地区又往往重新呈现繁荣局面。
研究这类情况，四川就具有典型意义。
但对于四川一省自明初以来的兴衰，我们的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发表的成果限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和“湖广填四川”
的考辨，以及关于四川某些经济部门发展的状况。
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扩展和深化，我们对包括四川在内的各个地区的纵向和横向研究定将取得重大的进展。
开展地区性研究，自然不能局限于明代，事实上国内外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是超越朝代进行系统考察的。
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深入地考察中国社会的演变，从一个地区的社会、人口、政治组织、阶级结构、农业、水利、经济作物、种植、手工业、文化、教育、公共设施、宗教、风俗的沿革，仔细地研究我国社会在各个不同时期展现出来的曲折进程和风格各异的面貌。
在这种研究中计量分析的方法应当受到重视，收集某一地区不同年代的各项统计数字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把我们的研究工作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准确地反映历史的变迁。
地区性研究的对象固然主要是某一事先确定的地区，但是即使在封建社会里各地区之间也绝不是互相隔绝的，因此，在研究中注意把握所研究地区同外界的联系也是非常必要的。
明史工作者在从事这种研究的时候，把眼界适当放宽，注意纵向联系，对于准确地评价明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也是有帮助的。
部门和专题的研究，史学工作者和其他专业工作者已经做了不少开拓性工作，如对徽州商人、山西票号、四川井盐、景德镇瓷业、江南纺织业、云南铜业、明清古建、书院史、渔业史、运河史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少成绩。
但是，仍有许多项目还处于空白状态，已经着手研究的课题也有待于深入。
（4）加强对明代文化遗址、名胜古迹、文物、服饰、风俗习惯的研究。
这本来也是一种专题研究，单独提出是为了强调它的紧迫性。
近年来，文物保护、旅游事业发展非常迅速，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大批涌现，已经向史学工作者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现在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许多重点文物和文物保护单位，如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天安门、长城，首屈一指的古代典籍《永乐大典》，工艺美术中的瑰宝——景泰蓝、明代瓷器等等，都属于明代的历史遗存。
研究它们对于保护和利用明代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出现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中的种种失误，除创作编导者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和未必征求过专业史学工作者的意见以外，史学工作者未能主动配合、参与评论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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