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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重赋问题的理解存在不一致，有的人认为江南地区的重赋无疑是个事实，无论从赋税率和征收本色、折色的绝对数量上，还是按人口的实际负担计算，都是如此。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江南苏州、松江等府交纳的粮食等实物或折征银两虽然比其他地区多得多，原因并不在于赋税额畸重，而是因为这一地区存在大量的官田，承种官田的农民交纳的实物或折银并不是赋税而是田租。
关于江南重赋的原因，有的同志赞成传统的说法，认为苏松地区赋额畸重来源于明太祖平定张士诚以后，痛恨当地百姓为张士诚“死守”
，故以重赋困之，以示惩罚。
另一种见解认为，江南重赋首先在于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已达到可以承担重额赋税的程度，自南宋以来苏松等地区的农业一直比较发达，集约化程度较高，平均亩产远远超过其他地方，加上元末以来植棉业、纺织业的发展，使江南苏松等地区成了著名的财赋之区，在明朝封建统一帝国建立的过程中以至整个明代，江南赋税始终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
有明一代江南（指江浙地区）例不封王也说明了朝廷为了维护辽阔的帝国统治不能不依赖江南巨额的赋税收入。
对江南重赋的影响也存在不同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江南重赋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他们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大批农民逃亡外地或者沦为官绅地主的佃户、奴仆，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种意见认为，江南重赋同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政府规定的赋税率并没有超过江南经济的承受力。
在明代，江南经济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都有所发展，而不是日趋萎缩；就农民生活而言，江南地区的农民也比其他地区特别是北方农民要好得多。
（2）“一条鞭法”
问题。
明代中后期出现的“一条鞭法”
以至清代康熙年间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和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
，反映了我国赋役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全过程，历来受到史家的普遍注意。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论著，在深入研究一条鞭法的起源、试行和普遍推行在各地表现出来的特点的同时，更多地注意到了一条鞭法产生的时代背景，即把它的出现和推广看作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对于一条鞭法在历史上的作用，史学界因着眼点不同，评价也不一致。
有的同志比较注意纵向分析，强调一条鞭法在我国赋役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由于这一制度的推行，各种徭役折成银两按丁、粮摊派，与田赋统一征收，官府用征得的银钱雇用差役，不仅简化了赋役制度，而且大大削弱了农民对封建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
赋役的折纳银两，又扩大了货币流通的领域，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有的学者认为一条鞭法的积极意义应当肯定，但不能估计过高。
在他们看来一条鞭法的推行固然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封建官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目的在于重新稳定急剧没落的地主阶级封建统治。
就其实行情况而言，并没有使赋役制度从此步入正轨，相反，各种加派、私派、有名无名的掠夺纷至沓来，就连“条鞭”
本身也出现“编外有编”
的现象。
这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条鞭法的实行不可能达到筹划者预期的目的，也没有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
4.关于明代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
明代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它们本身也是在不断演变的。
总的来说，迄今为止的研究状况难以令人满意，缺陷在于静态的叙述多，动态的研究少。
一些学者明显地受到《明史》各志的局限，多少存在把明代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看成没有多大变化的倾向。
即使偶尔谈到这类演变时，也只是就洪武十三年的废中书省、把大都督府分立为五军都督府，靖难之役以后两京制度的形成，巡抚的设立和逐渐成为定制，军逐渐由兵所代替等问题做一些概括性的论述，深度很不够。
现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明代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方面的研究简述如下。
（1）明初封建专制主义产生的成因及其评价。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明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并且为清代所继承，对于这一历史现象，过去的史籍往往突出了朱元璋个人的性格，所谓“天性雄猜”
“果于杀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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