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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则认为淮西贵族集团和江浙豪绅集团的权力之争危及皇权，朱元璋为维护最高统治权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把国家大权集中于皇帝一身。
有的同志则从我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自身的发展来观察，认为在整个封建社会里，表现为皇权的专制主义制度是在不断加强和巩固的，朱元璋的所作所为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应予以肯定。
有的同志则认为明代专制主义的加强反映了封建社会进入自身的晚期，封建社会内部各种固有的矛盾，首先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地主阶级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借助于高度集中的皇帝权力实行独裁统治。
因此，他们认为明清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加强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的消极产物，它维护的是阻碍社会前进的腐朽势力，应该予以否定。
此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承认封建统治走向没落需要加强地主阶级国家职能的前提下，不能否认朱元璋的极端自私等个人品格在历史上留下的烙印。
他们指出内阁大学士逐渐演变为“无丞相之名，有丞相之实”
，表明朱元璋严禁设立丞相的规定实际上行不通；朱元璋的任人唯亲，分封诸子，走的是一条早已过时的封国道路，在一段时间里造成了国家权力的分散，导致靖难之役。
这些在明代留下很深痕迹的制度并不具备历史的必然性。
关于明代专制主义极权政治的基础，有的同志认为是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
有的同志则认为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压迫小农的政治机构，因此不能说小农经济是地主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而应把地主阶级所有制看成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基础。
还有的同志认为明初存在的大量封建国有土地是专制主义极权赖以产生的基础，随着国有制的瓦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也相应地有所削弱。
（2）明代的宦官和厂卫。
明代的宦官专政在我国历史上是比较突出的，锦衣卫和东、西厂则为明代所特有。
因此，在各种论著中涉及很多，专门性的著作和论文也不少。
目前已发表的文章主要集中在自英宗时期王振以来的宦官弄权专政、厂卫特务机构、万历年间的矿税监三个方面。
近年来有的史学工作者已经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宦官插足于社会经济各部门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如在畿辅地区或镇守地区侵占庄田、草场，掌管织造、制瓷、税收、上贡事宜等，做出了一定成绩。
然而，对于宦官势力渗透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明代宦官专政同至高无上的君权和阁权之间的关系、派往各地的镇守太监同地方文武官僚之间的关系还很少看到高水平的力作。
至于明代宦官在京各衙门的分职情况和在外专管某一地区事务的具体情况，虽然有不少史料，但整理研究仍然做得不够。
提起明代的宦官，我们常想到这些人带来的种种弊病。
对于明代宦官中一些杰出人物如郑和、亦失哈的功业虽然也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是从宦官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即为什么在明前期不避艰险、勇于开拓新局面的使者多是宦官，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3）明代的官僚机构。
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写得比较多的是内阁制度，对于其他一些行政机构的职责范围和活动情况的研究则成果不多。
海外学者就明代的国家行政机构、监察制度（如都察院及其派出的巡按御史）、两京制度等问题发表了一些专题论著。
从目前情况来看，不足之处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的职责和相互关系、官制及官员的升迁例规缺乏真切的了解。
比如吏部在明代号称六部之首，掌握官员铨选大权，吏部尚书和文选司郎中在升迁官员中起的作用以及他们同内阁大学士的关系等问题，一般说得过于简略；有的史学著作在涉及官员职务时表达不准确，把总督、巡抚、道的挂衔写成了实际职务，翰林和庶吉士的确切含义也常常表达不清。
这种现象说明我们对明代的官制研究得还不够深入。
二是对于明代官制的演变还缺乏系统的论述。
例如地方上的方面大员由都、布、按三司官逐渐变为抚、按、镇三臣，三司官成了他们的下属官僚；官场中由明初的重武轻文变为重文轻武，到明末又出现武将的专横跋扈：官员任用中的由初期三途并用到中期以后的独重进士官等。
此外，各地州县的设置和变易同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密切关系，如卫所辖地的改设府县，既反映了卫所制度的败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明代郧阳抚院、山西平顺县、贵州息烽县等地方政权的设立更是直接导源于当地的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
这方面的研究看来也有加强的必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工作者普遍注意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古代社会，重视历史上长期被统治阶级斥之为盗贼的起义农民的斗争，因而在农民战争史领域内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
现将研究状况简单介绍如下：
研究明代农民起义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过去已经做过研究的那些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如明末农民战争）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学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二是加强了系统性的研究，对过去很少注意的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开展了研究，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对明前期、中期、后期的农民起义，明末农民战争以至清初以农民军为主体的抗清斗争都写出了一批具有相当水平的论著。
从系统性来说，过去讲明代农民起义一般都从永乐十八年山东唐赛儿起义开始，而对这次起义以前半个世纪里的农民反抗明王朝的武装斗争几乎没有触及。
这一缺陷又必然导致对洪武年间社会阶级状况在总体上做出错误的估计。
林金树同志写的《洪武朝农民起义初探》[264]一文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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