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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志则认为从万历末年福王就藩时搜刮巨额土地虽有“尺寸皆夺之民间”
的说法，但从地方官员奏疏中仍可看出有一部分是属于朝廷的官田，卫所屯田直到明朝灭亡还有相当数量，事实表明土地国有制在整个明代经历了由盛转衰的重大变化，但却是贯穿于明代始终的一种土地制度。
（3）宗藩、勋戚、太监和官绅对土地的掠夺。
明代中期以后，大土地占有制迅速地发展起来，他们主要是依靠政治势力兼并土地，在一些论著中被称为身份性地主；相对而言的是没有政治特权的中小地主，或称非身份性地主。
近年来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包括贵族地主和官绅地主在内的身份性地主是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经济、政治诸问题的一个关键，研究农民问题和中小地主的地位与政治态度也都同具有身份性的大地主密切相关。
因此，在这方面国内外发表了许多论著。
王毓铨先生写的《明代的王府庄田》《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明黔国公沐氏庄田考》等文（收入《莱芜集》，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版）就是有代表性的作品。
日本学者佐藤文俊的《关于明末就藩王府的大土地所有——以潞王府为例》着重探讨了万历年间封于河南卫辉的潞王朱翊镠占有土地的情况。
[261]畿辅地区是皇庄、勋戚和太监侵占土地的主要地方，近年来研究这一地区的土地占有情况也有新的进展。
与此同时，史学界对官僚地主的兼并土地也给予了高度重视，研究的范围从官绅享有的优免特权，利用各种手段“求田问舍”
、接受投献，疯狂地兼并土地，一直到这一阶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的突出地位和所起的作用，都进行了研究。
在日本，明代乡绅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目前对乡绅（缙绅）这一概念的内涵还存在不同看法，有的认为乡绅是指的现任或曾经出仕的官宦之家，而未曾出任官职的举人、生员不能算乡绅：有的认为明代乡绅的形成与科举、学校制度密切相关，生员和举人具有终身的身份，享受准官僚的礼遇，社会地位毕竟与庶民不同，因此从明代科举出仕制度来考察，缙绅应当包括具备生员以上各种资格的人员在内。
前一种解释同明代的《缙绅册》收录范围相符，后一种解释则把“缙绅”
和“绅衿”
等同了起来。
这种由于着眼点不同而产生的分歧并不影响实质性的探讨。
寺田隆信先生说“乡绅已经成为明清史研究中最主要的课题”
[262]，表明日本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加强了对明代缙绅地主的研究，发表了多篇文章。
[263]
（4）明王朝统治下的农民问题。
学术界一般认为明朝初年由于元末农民战争的扫**，出现了大量无主之田，明太祖通过移民垦荒等政策，扶植了一批自耕农，因而在明前期农村中自耕农占的比例相当大。
永乐年间，自耕农破产逃亡的现象逐渐严重；到英宗正统以后，“流民”
问题已经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因此，不少人建议大力开展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就农民承担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种类和压榨程度；地主阶级通过飞洒、诡寄等手段把赋役负担转嫁于农民，并且巧取豪夺他们的土地；地主对农民（佃户）剥削率的增长；江南畜奴风气的成因及其特征；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大量流民出现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这些问题往往同赋税制度、土地兼并、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奴变、佃变）等问题交错在一起。
除流民问题以外，分歧也不多。
至于流民问题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一部分同志认为流民已成为明中期以后社会上一股独立的势力，他们同普通农民有了质的区别，甚至把他们看作近代无产者的前身。
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明代的流民固然有一小部分进入城市寻找职业、潜入封禁山区从事开矿、东南沿海的破产农民也有违禁出海参与对外贸易和海盗活动的；但是，从总体来看，明代的流民只不过是因天灾人祸而离乡背井、觅食他方的农民。
3.关于明代赋役制度问题
明代的赋役制度初期还比较简单，后来越变越复杂，历来是不易弄清的问题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果，有综论整个明代赋役制度的沿革的，也有具体探讨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赋役制度的演变的，其中论述江南重赋、一条鞭法、明末加派的文章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有的学者则就户籍、里甲、粮长、田赋、漕运、折纳、盐法、茶马等专门问题进行了探讨。
现就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简单归纳如下。
（1）江南重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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