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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志则认为关键在于中国封建制度历史悠久,地主阶级为稳固自己的统治,不断地在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调整,使中国的封建制度具有很大的坚韧性,难于破坏。
此外,还有的同志认为生产力水平低下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3)研究方法上的进展。
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近年来有不少新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一是注意到了中外比较研究;二是加强典型部门和地区的研究;三是注意数量分析。
首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我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展开讨论起,发表了为数众多的文章,讨论虽逐步有所深入,不乏新颖之见,然而也暴露了一个比较普遍的弱点,即仅就史籍中找出的若干事例进行理论分析,缺乏宏观和微观的深入研究。
许多史学工作者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展了广度和深度的研究。
有的学者致力于中外比较研究,他们希望解答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使西欧国家由中世纪跨入了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军事焕然一新的近代社会,而我国商品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资本主义因素始终限于萌芽状态,直到鸦片战争以前我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没有任何重大变化。
因此,用对比研究的方法探讨西欧国家和我国的封建制度、城市经济、农业生产结构、海外贸易、思想文化体系以至风俗习惯的差异,不仅有助于科学地解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之后走过的曲折道路,而且对于当前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也具有借鉴作用。
其次,不少学者对安徽徽州商人、江浙太湖地区市镇经济、江西景德镇制瓷业、山西票号、运河沿岸城镇、四川井盐业、山区经济作物的种植、农业商品化程度和地租形态的变化、明清海外贸易的性质和海禁政策以及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对我国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研究中广泛地利用了文献、档案、谱牒、契约、碑刻等各种资料,论据充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这类研究主要是由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引起的,它们既反映了萌芽问题的探讨向纵深发展,又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小天地。
这类研究为明清社会经济史揭开了新篇章,发表的成果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最后,注重各种经济统计数字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正在逐步推广。
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致力于围绕研究课题全面地搜集相关数字,提出凡能定量者必须定量。
例如,研究江南市镇经济时,有的学者就细微地查阅了地方志等材料,做出了明初至清代市镇数目、市镇人口数、从业人户大致比例数的统计,以有力的数据证明了自明中期以后市镇数和市镇户口数呈现明显的增长,特别是估算出从业人户多是经营手工业和商业,从而论证了这些新兴市镇同封建城池有着质的差别。
2.关于明代耕地数和土地制度问题
明代的土地问题比较复杂,是目前研究中比较薄弱的领域之一。
现将这方面的情况综述如下。
(1)明代的耕地数字问题。
从洪武年间起,明朝廷非常重视全国耕地数的统计、清理和核实工作。
除了集中保存于南京后湖(即玄武湖)的历年黄册以外,各种史籍内留下的数据很不少。
按常情推测这方面数据应当不存在多大问题,可是在各种文献中记载的数字不一致,给后世学者带来了严重的困惑。
学者们发现洪武年间的耕地数有两种相距甚远的记载:一种是正德和万历两部《大明会典》,依据洪武二十六年朝廷编制的《诸司职掌》所载850万顷左右的数字;另一种是《明太祖实录》所载,洪武十四年、二十四年分别为366万余顷和387万余顷的数字。
于是,判断这两种记载孰是孰非就成了国内外史学界关心的问题之一。
由于洪武年间的耕地数同整个明代的耕地数直接相关,研究洪武年间的实有耕地数就成了探讨明代社会经济状况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几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是:第一,日本清水泰次先生认为《明实录》所记洪武二十四年380余万顷指的是田、地数,而《大明会典》等书记载850万顷左右则包括了田、地、山、**四类土地的总和。
第二,日本藤井宏先生指出洪武年间850万顷左右的耕地数来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书写错误,将湖广布政司项下的22万余顷写成了220余万顷,又将河南布政司项下的40余万顷多写了一个“一”
字头,虚增了100万亩,仅修正这两项“错误”
就应该从800余万顷总额中减去约300万顷。
二是剩下的500多万顷中既包括了当时的实耕土地,也包括了经过测算统计出来的可耕土地。
换言之,藤井宏先生认为洪武实录的统计数是可靠的,从明初到明中期全国耕地数不仅不是下降了一半以上,而是渐次增加,由不到400万顷上升到400多万顷。
第三,梁方仲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造成明代册籍登记数字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各地亩法不同的关系”
[257],即某些地区同一块土地按大、小亩计算得出了相差甚远的数据。
第四,吴晗先生则认为洪武实录中的不到400万顷和《明史》等书中的850万顷两种记载可以并行不悖,它们反映了从洪武十四年至二十六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全面丈量耕地的成果。
[258]
(2)官田与民田。
明代的土地占有关系相当复杂,它同阶级关系、赋税制度以及明王朝统治的稳定与衰亡都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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