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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经发表的文章看，主张资本主义萌芽在我国出现的时间有战国、两汉、唐、宋（特别是南宋）、元末明初、明中期、明后期、清康雍乾时期等说法。
有人则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真正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任何迹象。
主张在明中后期我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基于以下一些论点：第一，商品经济较之以往朝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建立在男耕女织基础上的封建自然经济在地区间商品交换的冲击下已经呈现初步瓦解的趋势，国内市场正处于缓慢的形成过程中。
第二，手工业逐步挣脱封建官府的直接控制，发展起一批私人经营的手工工场和作坊，在丝织业中“机户出资，机工出力”
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在江浙地区已经多处可见，出现了具有明显资本主义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在制瓷业和矿冶业中，以封建强制征发、束缚劳动力为特征的官营作坊、工场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民营工矿业。
第三，赋役制度的改革，既是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加速了农民和手工业者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削弱，轮班匠的交纳拆班银和一条鞭法的广泛推行，标志着封建劳役制的逐步解体。
第四，在农业方面，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随之而来的是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第五，启蒙思想和“市民文学”
的出现，反映了经济基础的变革。
第六，万历年间的“市民运动”
标志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市民阶层”
，并且在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中已经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有的同志认为我国明代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在他们看来，被许多学者判定为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点的事例都不过是封建商品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例如被认作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的工场手工业实质上是封建行会手工业，而由包买商联系的家庭纺织业依然是封建社会中传统的家庭副业，所谓新出现的雇佣劳动只不过是农奴式劳动。
因此，他们认为主张明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同志并没有真正把握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把封建社会中的商品生产误认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也有人把明代资本主义生产估计得很高。
主张在15世纪30年代出现的大量流民表明当时在我国也掀起了一场“圈地运动”
，“一场来势凶猛的原始积累过程”
[254]。
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十六、十七世纪有所发展，十七世纪后期到十八世纪末年，进入了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
[255]。
这段期间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
实质上是一股强大的要求发展海外贸易的商人，“它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明朝嘉靖时期，我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变化，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的幼芽已经破土而出了”
[256]。
他们对万历年间的市民运动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场几乎遍及全国的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足以证明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势力不仅在经济上已经相当可观，而且在政治上也形成了一股敢于同封建官府较量的力量。
这场讨论涉及的面广，学者们为了追求真理，弄清是非，查阅了大量材料，特别是由一般性的举例讨论转入了就某一个具体领域、行业、地区的研究。
可以肯定，随着探讨的逐步深化，尽管在定性分析上将继续存在不同意见，但学术界对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必将呈现崭新的局面。
（2）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进程。
主张明中后期我国已经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同志都注意到，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是在虽然已经腐朽但仍然占着绝对优势的封建经济的缝隙中萌发的，它的发展过程不断遭到社会上守旧势力的扼制。
特别是在万历中叶以后随着矿监税使的蛮横掠夺，接踵而来的是长达半个世纪的频繁战乱，包括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都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因此本来就相当脆弱的资本主义萌芽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而且呈现为一种中断的现象。
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而再次出现，到乾隆时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
尽管对于这一总的趋势看法大致相同，但在具体分析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时就出现了种种分歧，这些分歧常常表现为在共同承认的诸因素当中强调的重点不同。
比如，有的学者认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国家是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朝廷为了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保持封建等级制度，规定了详尽的居室、服饰、器物等使用差别，人为地把许多手工业产品和通过对外贸易换回的某些商品的享用范围限制在极为狭小的阶层内，这类政策无疑对商品的生产和销售造成巨大的障碍。
有的同志则更加重视封建土地所有制对发展商品经济所起的消极影响。
他们认为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购置耕地收取地租可以保证相对稳定的剥削量，而从事商品和手工业经营往往要冒较多的风险，史实中常见的以经营商品或手工业起家的人并不把积累的资金用于扩大经营规模，而是用于购置土地，“以本守之”
，这种逆向循环大大限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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