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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同志仍然赞成旧史籍中所说明成祖命郑和下西洋是因为怀疑建文帝流亡海外，为消除后患计不惜兴师动众，追踪至天涯海角（如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中就说派郑和下西洋的用意“以探寻朱允炆踪迹为首”
）。
这种解释已经被多数学者所抛弃。
目前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出于国内的政治需要，主张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明成祖是依靠军事力量夺取帝位的，在许多持有正统观念的人的心目中被视为篡逆，朱棣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宣布恢复太祖旧制，召用被建文帝贬斥的官僚，网罗大批文人撰修《永乐大典》，派遣郑和下西洋则是通过出访和赠予大量中土物品，招引各国使者回访，造成万国来朝的局面。
“恢复和发展明政府同海外国家间的政治联系，乃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宗旨。”
[270]因此，郑和的远洋航行并不是明初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不具有开拓海外市场的目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建立和扩大“朝贡贸易”
[271]，即明朝统治者以中国所产的丝绸、瓷器等物用赏赐的方式换回各国特有的贡品，以满足封建统治者的欲望。
这种贸易方式违反了商品经济规律，是宋代和元代比较发达的民间海外贸易的一种逆转，只有利于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却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第三种看法倾向于郑和下西洋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实际上构成我国长期海外贸易史的重要环节，它确实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不能因为有这种色彩就忽视它同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联系。
第四种意见认为郑和是作为中国政府的友好使者出使各国的。
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在政治上加深同亚非各国的友谊，沟通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
。
至于郑和率领的船队到达某些国家之后，虽然也进行了一些交易活动，但“那是次要的。
是为了增进友谊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272]。
第五种看法是，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为了联络西亚诸国；牵制帖木儿帝国东侵。
[273]这一观点虽然力图从更为广阔的国际环境来考察郑和的远洋航行，但由于缺乏有力的论据，赞成的人很少。
（3）明后期欧洲耶稣会士来华的活动及其历史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大致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持基本肯定态度，认为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主要是从事宗教活动，不能把他们同清中叶以后侵略中国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等量齐观。
由于当时西方在科学技术领域内已较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耶稣会士为了取得中国当局显要人士的好感，不得不以介绍西方先进的天文、历算、舆地、火器、机械、绘画等知识作为进身之阶，借以获得在华传教的权利。
而从中国方面来说，当时正处于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之时，引进西方科技具有客观上的必要性。
事实上，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文化知识在中国传播相当迅速，由于不少封建官僚、文人积极学习和推广，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如果这一势头不被打断，中国的科技发展进程和它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
第二种意见认为不能过高估价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文化知识。
他们指出，耶稣会士是以西方殖民主义为背景，他们来华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中国引上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而是在进行宣教活动的同时为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开辟道路。
他们还指出耶稣会士掌握的科学技术是相当有限的，并不代表西方国家的先进水平。
最近几年来出现了第三种意见，主张对耶稣会士在华活动“应该一分为二地评价”
，即“在揭露他们来华的背景和目的的同时，也应该肯定他们在中国所起的积极作用”
。
这种积极作用突出地表现在“曾将西方的科学文化引进中国”
，“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
[278]。
有的同志还指出对来华的传教士应该采取具体的分析态度，“十六世纪来华的利玛窦与十九世纪来华的李提摩太有很大的差异性。
我们没有权利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二者等同起来，一概骂倒”
[279]。
明代的文化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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