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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地理方面，谭其骧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史学工作者必备的工具书之一，这部地图集的第7册明代部分为探讨明代历史地理奠定了基础。
目前的问题是，同明代历史地理密切相关的行政区划、经济发展重心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以明代某一时期静态的行政区划图难以反映整个明代历史地理多方面的变化。
以行政区划来说，明初确定的原则是布政使司、直隶府州与都指挥使司、卫所分别掌管一定地区的制度，自中期以后军事系统管辖的地区相当一部分逐渐为有司接管，这是明代政治地理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明史地理志》没有反映出这一制度和它的演变，直到现在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个陌生的问题。
又如土司问题，人们对清代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研究得很多，对明代土司制度和它的演变就阐述得比较少。
再以经济地理来说，随着农业（粮食种植业、经济作物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手工业、矿业、盐业和商业的发展，运河、长江等内河沿岸码头、江南等地市镇的兴起，某些山区和沿海岛屿的开发，人口的流向等问题，目前还处于研究的开创阶段。
此外，如沟通全国交通、传递信息的驿递网络的研究虽已做出初步成绩，也有待于加强。
在民族问题上，明代一些官员和学者留下了不少论著。
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工作者开始了民族关系的全面性研究，把视野扩大到整个明代汉族同各少数民族的交往上来。
在系统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史学工作者经过研究得出了新的结论：在明代276年里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团结共进才是历史的主流。
他们指出，在汉族、蒙古族关系上明前期的几个统治者如朱元璋、朱棣等人虽然都曾先后派遣将领或者亲自率军同蒙古交战，但从明初基本国策来看，是把蒙古问题当作国内民族问题处理。
历史事实还表明，洪武、永乐年间朝廷为争取蒙古部族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明前期特别是永乐年间朝廷提拔、重用了许多蒙古族将领，对他们的部众也做了妥善的安置，如给予蒙古族军官的俸禄一般高于汉族官僚。
这些优遇政策增强了蒙古族的向心力，有助于统一帝国的形成。
赵俪生先生在一篇论文里就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认为明成祖在封建统治者们中间是“开明的”
，“种族歧视的思想，他就很淡薄”
，他不歧视蒙古人，是最积极的西域关系政策的制定者。
[269]对于明代汉族和满族的关系应该说在总体上也是良好的。
奴儿干指挥使司和都指挥使司的设立加强了汉满民族的友好往来，稳定了明王朝对辽东、黑龙江流域的统治，明后期满族的兴起同长期吸收汉族先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
在西南方面，明太祖继承了元朝的事业，对云、贵、川西等地区实行汉官和土司并存的政策，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又照顾了西南少数民族首领人物的利益。
总之，目前对明代各民族间关系的研究虽然还不够深入，但在总体认识上摆脱了封建史籍的消极影响，首先是把明朝的历史看成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其次依据史实对民族关系的主流确认为友好交往，这不能不说是明史研究中一个重大的进展。
在宗教问题上，过去只对个别问题做了一些描述，比如明初太祖、成祖对某些宗教界人士的利用，明世宗的崇敬道教等，往往失之片面。
近年来，在明代宗教问题上比较重要的进展是探讨了宗教在明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不同时期的演变。
比如，过去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朱元璋青年时代当过和尚，即位前后又曾利用一些僧侣和道士，洪武年间官僚奏疏中还有谏阻朱元璋崇敬释教的内容，从而误认佛教在明初受到朝廷的特殊恩遇。
实际上洪武年间朝廷对佛教和道教的限制是相当严格的，宗教活动几乎完全被置于官府控制之下，寺观的规模和僧道势力都很小。
这种情况在明宣宗以前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
直到明英宗以后，佞佛之风才蔓延开来，寺院经济也随之增长。
明代历史的特点之一，是我国同海外国家之间频繁而广泛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受到重视。
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三个：一是郑和下西洋；二是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三是明后期到清初欧洲耶稣会士的来华。
现将研究情况分述如下。
（1）郑和下西洋。
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领导的远洋航行不仅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件伟大的创举。
它是我国在明前期国力强盛和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一个标志。
我们首先应该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实质性的进展，表现在整理出版有关史籍、史料，探讨历次航行的概貌和细节以及郑和等人的生平，做了可贵的努力。
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不同意见。
分歧最大的问题是明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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