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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正因为满族丁口不多，清廷又视之为根本，以国家财力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并不难做到。
清廷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满洲八旗兵丁是比较优待的。
除了每丁给地五至六垧外，八旗兵还另给粮、饷。
[223]顺治元年规定，八旗前锋、护军、拨什库、甲兵，每人月给饷银二两，匠役一两；次年又规定满洲、蒙古甲兵月给饷米有差。
顺治十三年福临谕户部：“向来定制，凡披甲者皆给月粮。
若当出征，及有事差遣，因有行粮，其月粮止给一半。
朕念披甲人等所有家口全赖月粮养赡，况出征、差遣均属公事，方欲其为国用力，乃复使有内顾之优，深为可悯。
以后披甲人虽出征、差遣，其在家月粮仍准全给。”
[224]由于战争频仍，满洲兵丁每逢奉命出征一般都要携带代其耕种的壮丁随行，“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旷废”
，影响到他们的生计。
顺治十一年正月，都察院奏言：“请查壮丁四名以下地土尽数退出，量加钱粮月米，其马匹则于冬春二季酌与喂养价银。”
[225]清廷通过种种措施尽量保证满洲八旗兵丁以及他们家属的生活，不仅在一段时期里掌握着一支最可信赖的、较强的军事力量，也掩盖了满洲贵族与普通八旗兵丁之间的矛盾。
入关以后，得利最多、变化最大的无疑是以爱新觉罗皇室为首的满洲新贵。
他们组成了新王朝的核心。
军国大政的决策完全由皇帝、议政王大臣会议所垄断，中央执行机构六部、都察院等衙门也一度由满洲诸王、贝勒、贝子分管[226]；部院大臣中虽按比例安排了汉族人士，实权却被满官一手把定。
顺治十六年十月福临谕吏部：“向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别满、汉。”
[227]可见在这以前，汉官不过具员而已。
在经济上，满洲贵族也利用政治特权分得大笔财富，成了典型的暴发户。
顺治元年十月，“定诸王、贝勒、贝子、公俸禄：摄政王三万两，辅政王一万五千两，亲王一万两，郡王五千两，贝勒二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二百五十两，镇国公、辅国公俱六百二十五两”
[228]。
此外还有不时的巨额赏赐，如顺治元年十月赐摄政王多尔衮金1万两、银10万两、缎1万匹等[229]；赐辅政王济尔哈朗黄金千两、白金万两、彩缎千匹[230]。
顺治二年五月，把豫亲王攻克西安掠得的金银缎帛“分赐摄政王多尔衮金三千两、蟒缎十五匹，辅政王济尔哈朗金一千五百两、蟒缎八匹，并赐诸王、贝勒、王子、公、公主及各旗官员有差”
[231]。
如前所述，满洲贵族还通过圈地、接受投充等手段侵占了大量庄田和附着于庄田上的劳动人手。
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清初八旗宗室拥有的庄园占地达133万余亩，参考其他材料这一数字很可能是不完全的统计，但数额已经相当惊人。
经过同各种社会势力的曲折拼搏之后，清廷终于在中原立定了脚跟，成为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新的正统王朝。
然而，满族毕竟是一个比较后进的民族，他们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以后，却不得不接受较为先进的汉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
就以治理国家而言，“清承明制”
也势在必行。
顺治二年十二月，江南道御史杨四重在奏疏中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
今皇上大统既集，而一切诸务，尚仍明旧，不闻有创制立法见诸施行者。
恐非所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
[232]这种事事效法明朝制度从清初统治者多尔衮、福临在历代君主当中最推崇明太祖朱元璋也可得到印证。
顺治三年，多尔衮认为《明洪武宝训》一书“彝宪格言，深裨治理”
，特命翻译成满文，“御制序文，刊刻满、汉字，颁行中外”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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