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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年三月，福临同内院大学士谈论历代君主时说：“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
“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
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
[234]时人谈迁记载顺治年间制定的《大清律》实际上是《大明律》的翻版，其中仍沿用明律术语“依《大诰》减等”
，“今清朝未尝作《大诰》，辄引之，何也？”
[235]
从历史进程看，满洲贵族逐步采纳较为先进的汉族文化和明帝国较为完备的制度，无疑是一种进步。
然而，入关后满洲新贵权势的迅速扩张，生活地位的改变，既增强了自身的优越感，也逐渐消磨了原有的淳朴作风和勇敢斗志。
大约从顺治后期起，满洲八旗官兵的作战能力呈明显下降趋势，原因之一固然同开国之初能征惯战的将帅相继下世有关，更重要的却是在汉族官绅的熏陶下，滋长了追求安逸、畏避艰险的作风。
顺治十五年方文在北游京师时写的《都下竹枝词》中说：“自昔旃裘与酪浆，而今啜茗又焚香。
雄心尽向蛾眉老，争肯捐躯入战场。”
[236]康熙前期，汉族名将施琅私下也谈论：“满洲开国老将或有能者，不及见矣，今日殊少。”
[237]到平定三藩叛乱和收复台湾之时，上距开国不过40年左右，满洲八旗已无复当年锐气，“满洲诸将自尚善贝勒一路外，皆怀二心，有欲举襄阳以北降者，赖蔡制府毓荣持之以免。
故屯兵岳州城下，八年不战，诸将皆闭营垒拥诸妇女逸乐而已”
[238]。
清廷不得不依赖绿营等兵充当作战主力。
康熙皇帝说：“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
[239]借以自我解嘲。
满洲八旗的耽于安乐，士气不振，早已引起清廷统治者的不安。
为此多次发布谕旨，意在防止颓废，重整雄风。
顺治七年谕曰：“我朝原以武功开国，历年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资骑射。”
“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嗣后满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戏，耽娱丝竹。
违者即拿送法司治罪。”
[240]顺治十一年六月福临对宗人府说：“朕思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
禁止宗室子弟在宗学“习汉字诸书”
[241]。
顺治十三年又谕曰：“今观八旗各令子弟专习诗书，未有讲及武事者，殊非我朝以武功混一天下之意。”
[242]次年正月再次下谕：“今见八旗人民崇尚文学，怠于武事，以披甲为畏途，遂至军旅较前迥别。”
八旗兵士“本身不充兵役，尽令家仆代替；或充兵役，及至征剿又令代替；或不充兵役，多居闲散”
[243]。
尽管清廷谆谆告诫，力图使满洲重新振作起来，终究改变不了环境的巨大影响。
雍正即位初年曾说过：“我满洲人等因居住汉地，不得已与本习日以相远。
惟赖乌喇、宁古塔等处兵丁不改易满洲本习耳。”
[244]到乾隆年间，情况已是：“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
[245]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间的潜移默化，满汉差异越来越小。
这无疑有利于民族矛盾的缓和，统一帝国的稳定。
（原载于王戎笙主编：《清代全史》第二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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