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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针对于南明弘光朝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鉴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转而对清廷代平“流寇”
寄予莫大的希望。
以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依然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
以“联虏平寇”
为基本国策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
然而，清廷的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
原因在于从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上自宫廷、达官贵人，下至部分军民都仰赖于南方漕运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性并不是仅靠“南朝”
以“岁币”
形式提供金银、绸缎等物所能解决的。
降清的汉族官僚对此深有了解，例如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就曾上言：“西北粒食全取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
[129]何况南籍官僚唯恐出现南北朝的局面自己将同故乡亲属两地隔绝。
事态的发展也为多尔衮提供了决策的依据。
自五月清军占领畿辅地区以来，除了在七月间发生过大顺军由山西反攻畿辅、占领井陉县城以外，南京的弘光政权连“收复”
大顺军西撤后归属未定的山东、河南都没有采取过有力措施。
以山东为例，顺治元年六月，清廷派明降臣王鳌永为户、工二部侍郎招抚山东、河南，以方大猷为山东巡抚，轻而易举地接管了济南等府。
弘光朝廷却只在七月间派人到济宁宣读登极“喜诏”
，把州库封存就回朝复命。
清政府随即派员接管济宁。
[130]弘光朝廷的软弱，使多尔衮终于认识到并不需要照搬金与南宋分国而治的历史模式，另走平定“流寇”
，收取江南之路。
七月，清廷不费吹灰之力接管了山东全省和山西部分地区，又得知南方虽建立了弘光政权，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四镇兵马却只顾争夺江淮繁华之区，既无北上之心，也无西讨之意。
于是，多尔衮在同月给南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的信中完全否定了弘光政权的合法性。
南方官绅中除了个别人物（如章正宸）大声疾呼主要威胁来自清方，但当政大员无不以“联虏平寇”
为锦囊妙计，八月间派出以兵部侍郎左懋第为首的使团前往北京同清廷讲好。
清廷既然不承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乃通令沿途官员“不必敬他”
。
使团到达北京后，受尽了屈辱，“国书”
被拒绝接受，连要求祭奠崇祯陵寝也遭禁止。
携来的10万两白银、1000两黄金等财礼只换来一句话：“毋多言，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了！”
[131]使团成员总兵陈洪范早已同清方暗中勾结，在他的唆使下，清廷拘留了正使左懋第、副使马绍愉，自己返回南京复命，实际上是充当清朝间谍。
清廷在畿辅及其附近地区的统治基本稳定后，六月间多尔衮同诸王、贝勒、大臣协议，决定移都北京。
九月间，顺治帝从沈阳到北京，除了留下为数不多的官兵镇守辽东地区外，大部分八旗兵民都奉命携家带口先后移居北京地区。
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在北京再次举行即位典礼，宣告清朝已不是北方边外与中原王朝即敌体之国，而是代明而兴的天下共主。
由于顺治皇帝年龄幼小，国家大事仍由摄政王多尔衮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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