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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清军打击下大顺、大西政权的相继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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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军攻占西安和大顺政权的瓦解
清廷既然正式决策以平定天下、统一全国为己任，下一步措施就是消灭仍然控制着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所谓“僭逆”
政权。
十月间，清军叶臣等部攻克太原，占领了山西大部分地区，从而解除了大顺军对畿辅右翼的威胁，进一步稳定了北京。
然而，西北和河南、湖广的部分地区仍然在以西安为都城的大顺政权控制之下；整个南方差不多都以南京的弘光朝廷为正统；张献忠在四川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大西政权，由于在地理上同清方控制区相隔甚远，这时还不在清廷战略考虑之中。
当时，多尔衮把统一全国看得十分容易。
造成这种错觉自然也是有原因的。
在过去的对阵当中，大顺军和明朝军队都不是敌手，清廷没有付出多大代价就从大顺政权手中夺得了畿辅、山东、山西；弘光朝廷的卑词退缩充分反映了这个政权的腐败无能，何况派回南京的奸细陈洪范早已夸下海口：“在南之左良玉、余永寿（按：当为于永绶）、高杰、金声桓、刘肇基、黄得功、刘泽清各拥重兵，皆可说之来降。”
[132]于是，多尔衮在十月下旬悍然下令分兵两路，同时并举：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南下，摧毁弘光政权，平定江南；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西行，由陕北直下西安，扫平大顺军及其政权。
这一军事部署很快就证明了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不得不做出重大调整。
大顺军自山海关战役失利后，主动西撤，在山西、河南虽留下了部分军队镇守，主力却收缩在陕西。
进攻陕北的清军阿济格部除满、蒙部分八旗劲旅外，还有吴三桂、尚可喜两支汉军，途中又把宣府、大同两镇降兵尽数调集随征[133]，总兵力多达八万。
如果多铎所统大军按原计划深入江南，两支重兵相距越来越远，不仅呼应不灵，而且畿辅、山西、河南等地清军留守兵力必然相当单薄。
李自成在获悉阿济格部清军将进攻陕北时，担心镇守榆林、绥德地区的亳侯李过和高一功兵力不足，亲自带领大将刘宗敏、刘芳亮等率西京精锐北上，准备同清军在陕北决战。
在此稍前，李自成为扭转大顺在山西、河南的颓势，曾经指示从山西临汾地区撤出的大顺军两万多人会合河南驻军反攻河南怀庆。
战役从十月十二日开始，大顺军连续攻克济源、孟县。
清军提督金玉和领兵出战，在柏香镇几乎全军覆没，金玉和与副将常鼎、参将陈国才等均被击毙。
大顺军乘胜进攻怀庆府治沁阳，清卫辉总兵祖可法带领部下士卒连夜赶往沁阳守城。
多尔衮接到河南巡抚罗绣锦的紧急求援报告后，大为震惊，火速下令多铎所部大军由南下改为西进，先解怀庆之围，然后进攻潼关，与阿济格部南北合击大顺军。
这样，大顺军发动的怀庆战役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却把清军主力全部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了，从而使南京的弘光政权多延续了大约半年时间。
尽管弘光朝廷北使议和完全失败，并且得到了大批清军西出进攻大顺的消息[134]，然而却唯恐触怒清廷，不敢出兵黄河以北收取山东等地。
朝廷内外文恬武嬉、钩心斗角的局面越来越严重，已经达到了无药可救的程度。
被一些人大加称颂的史可法，是“联虏平寇”
政策的忠实支持者，直到乙酉三月即他被清军擒杀一个多月以前，还在奏疏中说：“我之大仇在寇（指农民军），不寇是讨而敌（指清军）是防，已非微臣渡江之初愿。”
[135]他以大学士出任督师以来，奔走调停于江淮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四镇之间，好不容易说服了高杰，率部北上河南准备西进潼关“讨贼”
，目的是借此向清廷表白南京的明廷也并不像清方指责的那样“不出一兵一卒”
，以免尔后谈判处在难堪的地位。
不料高杰的军队进至睢州（今河南睢县），驻守该地的河南总兵许定国同清方接洽投降已定，并将其子许尔忠、许尔显送往黄河北岸清营为人质。
顺治二年正月，高杰被许定国诱杀，部下乱成一团。
史可法“讨贼”
计划全盘落空，他赶往高营做了一些善后工作，回至白洋口（今江苏宿迁市境洋河）。
当时，山东一带的清军并不多，不仅曹州满家洞等地的农民抗清活动喧嚣一时，士大夫中不忘故朝的也大有人在。
他们“引领南师，如望时雨，既知弘光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效。
每遇南来旅客，辄讯督师阁部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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